民间资本参与教育：较量背后的政府资源配置

　　一份关于民间资本涌入教育的文本解读

　　★ 北京：关注弱势群体才有市场？

　　★ 潮州：多方办学

　　★ 上海：艰难栽培“金苹果”

　　★浙江：做大民办高校的高招

　　较量背后的政府资源配置方略

　　★ 关于教育的资源配置

　　★ 重庆：副市长的感叹

　　谁应占有教育成果？

　　★ 南京：高校“联姻”农村，新“上山下乡”运动

　　★ 政府·高校·农村·志愿者：一个都不能少

　　对话

　　★ 关于教育的战略地位

　　我们需要追问

　　本刊记者 李远夫/文

　　教育问题成为国民的热点问题。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教育投入不足。对此，我们要追问一句：中央已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而教育投入何以不足？

　　教育投入不足，根源恐怕在于有关政府部门的严重短视。或许，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投入少，而是对教育缺乏战略眼光。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短视？

　　答案可能令人尴尬：实际上，我们自身的短视，部分也是由于受到以往教育的限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我们的知识面和受教育程度，直接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认知。

　　对教育问题的短视竟然是教育本身造成的！这多少有些宿命论的意味吧，然而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至少，通过讨论，我们可以达成以下的共识：

　　在现代社会，农民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如果能够改善命运、提升社会地位，一般都需要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一渠道来实现；

　　农业的发展，城乡和地区差距的缩小，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这也将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

　　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基础必然是受教育的高素质民族。

　　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而在此过程中，对教育资源的更有效、更合理配置无疑将是至为紧要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配置稀缺的教育资源？

　　北京：关注弱势群体才有市场？

　　本刊记者 张志 摄影 报道

　　1984年以来新中国民办教育走过了21年的风雨历程。这21年来民办教育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面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又该做些什么？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的创始人傅正泰教授。

　　小康：傅教授，早在80年代您就第一个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民办高校。那结合这么多年的风雨历程，您觉得民办教育如何应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呢？

　　傅正泰：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这一形势，民办教育应利用自己机制灵活的优势，灵活适应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所以民办教育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合这么多年的办学经验，我觉得和谐社会建设对民办教育的要求，就是要求民办高校做到办得好、办得活、效益高。办得好就有人来，办得不好就没人来。办得活，对市场反应要灵活，教育市场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社会需要什么人才，一方面是生源市场的要求，满足这两反面才能“火”。当前机制下，民办教育为什么能够生存？就是这原因。第三，效率高、浪费少。效益高了，费用就低，群众更易于接受。

　　所以民办教育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有特定的历史作用。

　　民办教育=弱势群体教育？

　　小康：您觉得中国民办高校整体上是个什么情况？

　　傅正泰：第一，由于中国民办教育基本上没有私人财团大量资金的注入，所以办学资金比较困难。第二，办学时间比较短，所以在定位上是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国外的私立大学发展的时间很长，办得也很好。像哈佛办了300多年，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样的大学主要是解决精英教育，吸收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培养成全世界的精英。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公办学校，相当一部分是奔着高精尖，朝世界有地位的大学方向努力。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分数低的学生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谁来解决分数上处于弱势的学生上学的问题？这多半是由我们民办高校来解决。我们学校还办了一个外来民工的义校。外来民工来打工也希望能学点技术，找到更好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所以他们有很高的学习愿望。这个我们也做。

　　可以说，民办学校是在公办学校林立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发展空间。但如果抓得好民办也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小康：面对和谐社会，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傅正泰：既保留现在的优势，又要向精英教育发展。中国民办高校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著名高校。但应该加强建设如逐步增加科研的比例，大学必须搞科研，大学老师必须有发展科研的能力。如果大学不搞科研那教育质量也上不去，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发展不会太快。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累。

　　小康：结合一下贵校的经验，您谈一下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如何使资源配置更合理？

　　傅正泰：我们学校，老师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我们有450名专任教师，又回聘200多退休的教师，这是全时在这儿工作的人。另外还请了1500多名兼职教师。学校实验设备采用自备和借用相结合的办法。用得多的自备，用得少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借用。

　　总结起来的话，我们的原则和思路就是组建一个社会的办学网，大力加强这个办学网的节点建设，在市场最需要的领域，以最省钱的办法积极发展高质量的教育。

　　民办教育不能办成民营企业

　　小康：您觉得国家是不是应该像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一样大力发展民办高校？

　　傅正泰：国家应该鼓励民办教育发展，但不应该像鼓励民营企业那样。办企业和办教育是有很大区别的。教育不完全是个产业，主要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过分盈利，就容易走偏。但不是不能盈利。

　　学校办学影响面大，办得不好，会影响很多人。民营企业办得不好，也就是赔钱。但民办高校办得不好，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所以国家、北京市就是采取既鼓励，又帮助和引导的政策，让民办高校尽可能好的健康发展。

　　办学者的办学动机和办学水平直接影响办学效果。办民办高校，不能简单模仿公办学校，有的民办高校因不能突破公办学校的框框，办学效果就不理想，这样的例子国内外都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有这个问题。民办高校应该自己开创，深入研究社会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单纯地去模仿。

　　民办高校要真正密切适应社会需要，必须符合两个实际：社会需要的实际和生源水平的实际。一个是实际需要，一个是实际可能，即学生可能达到的实际。

　　——傅正泰

　　傅正泰教授简介：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城市学院(原海淀走读大学)院长，毕业于清华大学。1984年筹借5万元，办起了新中国第一所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

　　潮州：多方办学

　　在广东潮州，记者问起潮州市教育局，能否看看当地的民办学校？教育局有关人员回答说：“民办教育，我们几乎没有，我们这里99%是公办的。”

　　99%虽然是匡算，但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公办与民办的力量对比。目前，除了政府办学外，民间各种力量在教育领域都各自登场，境遇也有不同。

　　本刊记者 赵奕 报道

　　基金会的杠杆原理

　　潮州地处粤东地区，经济与发达的珠三角有很大差距，但是尊师重教的风气在潮州一直保持。在这个人口不算多的城市里面，密集的分布着78所小学、26所普通中学、3所技工学校、7所职业学校、8所中专、1所大学。在潮州的郊县，还有489所小学、89所普通中学。

　　上述这些学校中，除了几所职业学校和中专由民资来运作，其余几百所学校都由国家财政支持。

　　潮州的财政状况还处于吃饭财政的阶段。教育局一再强调目前没有拖欠教师工资，言即较之当初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仅仅维持“吃饭”的投入是很难把教育办好的，“李嘉诚小学”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

　　李嘉诚是广东潮州人，他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94年以来，他先后两次捐助了1600万港币，在潮州的贫困山区修建70所基础小学，包括教室545间，解决14127名山区学生的上学问题。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庄建明介绍说，学生的巩固率在99.73%，辍学的情况大大减少。

　　这些基础小学的前身是各个村的村办小学，他们以前都设在村中祠堂里。潮州地区的宗族大都保存有自己的祠堂，每个村的祠堂几乎都被用作小学教室，有的甚至还有中学。

　　杨美小学是70所基础小学之一，学校在祠堂时，有6个班级。祠堂的教学环境极为简陋，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空间内读书，班级和班级之间用低矮的木板隔开。潮汕平原处在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的中心，每逢夏秋两季，降雨量比较大，祠堂漏雨严重，教学没法进行。这样狭小的空间内，一个老师还安家在这里；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因为人数较少，他们的授课地点在回廊下。

　　从当初的村办学校到现在的公办学校，除了校舍的变化，更多是诸如教师队伍的变化。原来的民办教师大都留在村里。村里的祠堂，小学搬走以后，开设了幼儿园，原先的老师又有了用武之地。在基础小学里面担任教师职务的都是有中师、甚至大专学历的公办老师。杨美小学搬迁后，班级数量没有增加，还是6个。这个现象在基础小学兴建过程中不多见。别的学校，都是把附近几所祠堂小学集中在一起。

　　李嘉诚基础小学的建设中，李嘉诚基金会拨给每个学校的建设款项是25万港币左右，这笔钱不足以建成整个学校。其余资金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村集体、乡镇政府、县区教育局、市教育局。1600万资金起到了杠杆的作用，由它撬动了当地政府各个层面的助教举动。李嘉诚基金会的张景如女士认为该项目的意义是，“为潮州的基础教育巩固了根基。”

　　除了1600万用于建校的资金外，李嘉诚基金会每年拨款30万元设立“基础小学基金”，主要协助学校添置教学设备及维修校舍；设立专项奖励金，奖励表现出色的学校、校长、老师及学生；每年资助1500名贫困学生。在该基金的帮助下，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每个学期将会得到100块。处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广东实行一费制，即交纳196块钱后就可以不再交任何费用，所以100块的资助帮助学生解决了大问题。

　　基金会防困助学的100块，成为潮州市帮助贫困学生体系中的一环。除了上述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省里对于人均收入不满1500元的家庭，学杂费全免。而地方上，通过结对子的方式，让社会上的人士来认领贫困学生，帮他们完成义务教育。有结对意向的单位，把这些资源都汇总到市教育局，教育局根据情况再往下分配名额。通过结对，每个学生每学期将获得200块资助。

　　登塘镇三乡小学校长郑文锋告诉记者，在全校330名学生中，接受“基础小学基金”资助的是57人，省免费生58人，结对子的学生3人，残疾学生2人；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在外界帮助下完成学业，这是降低辍学率的保障。

　　黄武雄的以校养校

　　目前，在潮州农村，纯粹的民资办学就是指各个村祠堂里面的幼儿园，除了向家长收取一定费用，资金缺口由村集体来补充。其余的民办学校都在潮州城内。他们没有做小学教育，而是把目光放在了更高级别的学校——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从市场回报的角度来考虑。

　　韩江职业技术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投资人是潮州市开发区潮建陶瓷有限公司。在学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上，韩江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层次包括：大专、本科、培训；办学范围是：学历文凭考试、自学考试辅导、高职培训。然而，从学校目前的情况看，对上述层次和范围都有所突破，此举不是有意违反规定，可以理解为面对市场时，不得已为之。

　　1999年，韩江职业技术学校刚刚建校的时候，它的主要招生目标是高考未录取的学生，帮助他们学习一门专业，有一技之长后，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工作。为此，学校开设了从计算机维修到电梯修理，从陶瓷美术到汽车装配，从烹饪到导游等十多个门类的科目。

　　按照现任校长黄武雄的说法，当初是为了生存，什么赚钱就搞什么。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许可证上登记的这些办学项目赚的钱不够。作为家族成员，黄武雄认为家族决定投资来兴办教育，虽然短期内不指望取得高回报，从长远来看还是希望赚钱的。于是，韩江学校开始拓展函授本科，甚至研究生业务；其中研究生培养是和中山大学联办。

　　不过，这些点子还不能保证收入。从2004年8月开始，韩江学院开始招收开发区内的打工人员子弟，开设民办小学。小学招生状况良好，迅速的开设6个班级。黄武雄认为，对于学校来讲，最大危机在于没有学生，招小学生也是希望扩大生源。其实，每个小学生身上，韩江学校是赚不到多少钱的，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打工子弟的生源是充足的，不得已，只能走“量”。

　　黄说，小学生属于义务教育范畴，按照道理，国家对于解决这部分学生就读的学校，应该给予补贴。但是，目前市教育局这方面，只是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办学范围不许可，仍默认其办学)。但是，实际的经济支持没有。在韩江学校的招生广告上注明每学期小学生500元，初中生600元，该费用包括课本、校服，同时学校郑重承诺中途不加收其它费用。费用显然高于广东省关于“一费制”的费用标准，但是民工子弟仍旧蜂拥而至。这些孩子告诉记者，去公办小学先要交1400块才能入学，而这里没有。

　　这些来自四川、河南、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孩子，他们有的已经来潮州多年，艰深的潮州话，他们说起来非常流利，在几度学校转换后，他们最后还是选择韩江学校。

　　2005年1月27日，广东省教育厅下发《广东省取消民办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贯彻意见》，提出从今年起全面取消民办学校的高等学历文凭考试，此类学校将来只能从事培训工作。对此黄武雄叫苦不迭，他向记者出示了十多张奖状，以及广东省教育厅历年的检查报告。虽然，韩江学校的整体状况还不错，但民办学校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

　　这样的政策显然让黄校长以校养校的梦想渐行渐远。

　　上海：艰难栽培“金苹果”

　　教育也成为投资者热衷的产业。虽然投资的短期回报不尽如人意，但是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非常可观。上海市金苹果学校就是其中一例。

　　本刊记者 赵奕 报道

　　2000年8月，张文荣和吴两个人一起揭开了金苹果学校的牌子，在场的除了农民工，还有两三个老师，没有媒体报道，也没有领导到场。张文荣自己放了一挂炮仗，聊胜于无。

　　张文荣是上海亚龙集团董事长，吴则是亚龙集团投资兴办的金苹果学校的校长。吴校长至今还记得当时烈日炎炎，气浪吹着人头发昏。而且，甚至有一度，别人觉得他离开公办学校，投身民办教育，也是头脑发昏。

　　在2000年的时候，民办教育的发展态势还不明朗，张文荣跟吴谈起要办学校时，吴很犹豫。吴在公办学校已经担任了10年校长，英语特级教师，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前途也很好。不过，张文荣的诚意打动了他，把一片黄土建成一所学校，用自己的办学理念办一所学校，这对吴来讲是个机会。

　　学校刚开张的时候，吴必须代课。190多名学生从原来的教育对象一下子变成了“衣食父母”，对这个反差，即便身为学校的负责人，他也一时有点拧不过来。不过在民办学校，“我这个校长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办好学校上，因为办好才能吸引学生，在公立学校，压力从来没有这么大。” 吴说。

　　目前，金苹果学校已经发展到3000人的规模，分成小学和初中两个学部。学校占地面积210亩，共有95个班级，600名员工。这样的规模，在整个上海民办教育行列里面，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董事长张文荣为今天的规模一共掏了3.5亿。

　　在2000年，靠做房地产起家的张能够拿出这笔钱来办教育，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投资地产，按照上海的行情，今天有可能就是10个亿；而现在，金苹果学校没有收回投资成本，每年仅是收支相抵。

　　当然，在投入方面，民办学校的硬件设施确是一般的公立学校无法比拟的，无论是教学手段，实验设备都要比公办学校上一个档次。“不然你如何吸引别人呢，你收费比公办高，家长要问你高在哪里？”吴说。

　　民办学校有它特有的困难。吴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次区教育局通知他去开会，会议开始后，教育局领导发现有几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也在座，于是说：“你们来干吗，跟你们没有关系的，走吧。”吴说，这个例子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政府部门也会分不清民办学校的概念，想把他们纳入公立学校的体系中，像对公立学校一样对他们进行管理；同时，政府有一些政策和资源是不会让民办学校分享的。对于后者，吴感到还没什么；关于前者，吴比较担忧。因为民办学校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假如政府部门也把他们像公立学校一样管起来，制度优势没有，和公立学校的竞争必败无疑。

　　除此之外，民办学校还面临着政府人为地设立的一些障碍。比如各公办中学都通过扩招的形式，来收取学生的择校费、赞助费，动辄上万，但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却禁止民办学校这么做。吴说，特别是近几年，教育市场逐渐放开，公办学校纷纷开设自己的分校或者合资办学，他们拥有公办教育的政府背景，又拥有民办教育的机制优势，对民办教育冲击很大。而对于获利较为丰厚的高中教育，金苹果学校无法与公办重点学校竞争。

　　虽然，刚刚进入4月，但是吴校长已经开始为下一轮学校广告投放的问题在召开会议。有资料显示，民办学校的收益中，30%都用作了广告投放，这可能是公办学校的校长们不会遇到的课题。吴说，目前金苹果学校的目标是尽快让学生数量达到5000人，在这个基础上，学校就可以稍微盈利，再谋发展。

　　浙江：做大民办高校的高招

　　近年来，民办高校后劲不足的弊端日益显现：投入不足，师资力量弱，设施差。据悉，1996年陕西省共有民办高校200余所，到了1999年还剩下62所；浙江原有40所民办专修学院，现只剩31所。浙江树人大学的成功昭示，社会力量捐助，按教育成本收费，政府财政扶持，这是我国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方向。

　　本刊特约记者 小雨 报道

　　在民办教育不断规范情况下，部分民办高校将被淘汰，这刺激了民办高校竞争的强烈欲望，因此诸多问题降临民办高校：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生财”的欲望过于强烈，而对公益性的考虑却非常薄弱；而越忽视公益性，对生源的吸引也就越来越减弱；公益性差，财源少，政府不愿垂青，办学的日子也就越艰难。

　　目前已跻身全国一流民办高校的浙江树人大学却跳出了这个令人尴尬的恶性循环：该校白手起家，办学方针一直是“唯才不唯财”，坚持公益性，收费一直比较低，但20年来却发展成一个拥有6亿元资产，1.5亿元年收入的高校——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通过该校校长朱玉教授的介绍，记者发现该校的发展过程中充满职业教育家的深谋远虑和办学的独到之处。

　　投资主体与董事会的分离

　　几乎所有的民办学校都有投资主体，在董事会起主导作用的几乎无一例外由资方代表控制，但浙江树人大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却都不是出资人，这一点就可圈可点。回顾该校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1984年，在时为浙江省政协主席的王家扬的倡议下，该校诞生。

　　学校初创，校舍是租的，经费是捐的，教师是兼的。为了募集资金，王家扬赴港澳游说。港商查济民捐资建了6700平方米的教学办公用房；港商王宽诚捐资设立了教育基金；台商王强华、澳商贺田的捐款被用来建设教学楼和图书馆。王家扬更是身体力行，倾其毕生积蓄用于教育。

　　在收费方面，该校率先实行按教育成本收费。

　　树人大学没有固定的投资者，该校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全由在杭高校的退位校长、专家担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当时校长是原浙江大学校长、留美博士周春晖教授，此后历任校长都是教育家、科学家。

　　发达国家的不少高校由社会捐资创办，投资主体缺失，但这类高校由于有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办得非常好。而这样的高校在中国罕见，树人大学是个特例。

　　坚持公益性，获得政府财政垂青

　　作为民办高校的树人大学得到政府财政的长期支持。校长朱玉非常感慨：“没有省政府的支持，就没有树人大学的今天。”

　　他说，树人大学从创办起，省政府就一直给予财政补助，如1993年该校总收入196万元，其中政府补贴20万元。此后省政府对该校的补助逐年增加，1999年，该校总收入1124万元，政府补贴120万元。

　　2000年，浙江省政府决定，将船舶学校等4所中专并入树大，原来给4校的投入不变。树大因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校园面积从100多亩增至500多亩；2002年经费收入猛增到11831万元，其中政府投入达2233万元；学生数从2000人一跃跨过万人大关。

　　政府财政支持民办高校会否改变民办的性质？朱玉的回答是否定的：校董事会的成员和结构并未因此而改变。

　　以社会效益为主

　　民办学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盈利性，《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也是能否盈利问题，最后公之于众的这部法律也承认可以适当盈利。

　　但学校又是个公益性很强的机构，企业的盈利性和教育的公益性难以统一。这是民办学校遇到的最大最普遍的问题。

　　民办学校普遍存在着董事长和校长间的矛盾，董事长要盈利，校长要办学质量，这对矛盾往往无法调和。也因此，树人大学的坚持公益性在众多民办高校中格外显得醒目。

　　该校为何能坚持公益性？朱玉认为，其中的关键是该校董事会成员都不是校产产权的拥有者，不从学校办学收益中获得任何红利，这就保证了学校的全部资金能够用于发展和建设，校领导在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调配上拥有自主权。

　　虽然是按教育成本收费，但该校在收费上很能体现公益性，历年收费都比其他民校低。低廉的收费是该校生源不断的主要原因，其公益性使众多学子受益无穷。

　　今年4月13日，树大国际贸易学科被浙江省政府评定为省重点学科，进入省百强学科，这是全国25所民办本科学校中唯一一所。同时树大“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专门从事服务经济研究的学术机构，标志着民办高校在学科研究发展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学科带头人、中心主任、树人大学付校长郑吉昌教授认为：“树人大学因为坚持公益性，重视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在科学研究上也展示出越来越强的实力。”

　　南浔：“学生成长导师制”

　　特约记者 陈祖勇 报道

　　对“问题学生”，该如何教育？

　　据浙江省南浔区教育局统计，该地区学生行为有偏差的占6.6%，心理有障碍的占2.6%，学习有困难的占14.3%，生活习惯不良的占7.8%，单亲家庭的占3.9%，隔代相居的家庭占8.1%，家庭教育环境不良的占8.4%，家庭贫困的占3.9%。这说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失。

　　对此，南浔区教育局的做法是：推行“学生成长导师制”。

　　南浔区这种教书育人模式的探索，与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同，这种“学生成长导师制”最优的特征就在于关注学生的整体成长，采用的是师生自愿结对的方式，强调个性化、亲情化、渐进式、实效性，使教师从传统的“学生导师”而改变为学生“人生成长的导师”，帮助不同程度的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身体、心理等方面的困惑，使之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章丰(化名)，南浔区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在去年下半年与班主任莫老师结成了对子(当时结对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列上导师的名单给学生挑选，学生的名单给导师挑选，双向选择)。莫老师对章丰说“愿不愿意找个大朋友？”最后，莫老师成了章丰的导师。经过了解，章丰的家庭背景是：父亲是养子，父亲与祖父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孙子对上辈对老师都欠尊重，在学校里，碰到老师别说说笑了，连招呼也不打。了解情况后，莫老师就想，从那里着手呢？后来考虑到这个学生的字写得不太好，说明他的学习态度不是很端正，莫老师就从练字开始，俩人一起练，几个月下来了，他的字有了变化。莫老师因势利导说：“你长地很帅，字也应该不赖才好，字如其人。人家一看到你的字就会喜欢你。”经过启发教育，心与心的交流，使章丰进步很快，有事也喜欢找老师聊聊，字也长进不少，成绩比以前提高了，碰到老师也自然笑一笑。

　　在镇西小学采访，刚好碰到学校在开家长会，记者采访了两位家长，其中一位的儿子是六年级学生，爱好画画、写文章，与老师结成对子后，这方面的特长发挥得更好了。“我儿子的画、作文在比赛中还得了不少奖呢！”该家长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学生对这种导师制是什么看法呢？在学校采访中，记者看到了学生褚振国这样一篇日记：“今天，我和我的导师见面了，我非常高兴⋯⋯老师说我是个好孩子，还笑着问：‘你有信心考到优良吗？’我轻轻地说：‘我有决心考到优良。’‘那么你这个学期有什么打算吗？’老师问。我回答：‘我这个学期打算读书更用心一点’⋯⋯今天我终于知道谁是我的导师了，而且他显得很和蔼。”

　　南浔区于2003年在全省内范围率先推出了“学生成长导师制”，在试点阶段选聘导师513名，结对学生1130名，经过导师们的不懈努力，全区受关注的学生92%得到了明显的转变。其余学生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现在该区全面推行“学生成长导师制”，已有856名教师成为1677名学生的良师益友。

　　较量——关于教育的资源配置

　　本刊记者 陶宏 报道

　　国家教育部周济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提出了“要回避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周济此论，牵涉到了一直纠缠不清的资源配置究竟选取哪种方式、如何平抑资源配置差别、教育公平等一系列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其实从根本上来讲，究竟是用政府来配置教育资源，还是用市场配置资源，是一个大的教育理念上的分野。它的通俗版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注重公平，还是注重效率的问题。这两个理念构成了教育发展的基本张力。

　　就此，记者采访了若干位教育问题的专家。对于究竟是采用市场，还是用政府来配置教育资源，专家主张这个问题应该多层次地看，而不能一刀切。

　　政府VS市场

　　专家们说，对于政府而言，注重的是公平理念，同样智力的人受到同样教育就是公平，应该防止其他因素侵入。不过市场也有市场的好处。

　　一方面，市场对专业需求发布敏感信号。另一方面，通过市场手段，可以很好整合教育资源，使其达到更具效率的组合。比如学校办得好，就可以吸引更多学生、更好的师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淘汰部分学校。市场化就是认可经济资本，用学费作为调节的杠杆。

　　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史静寰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区别A或B。总的说来，教育(不管哪一阶段)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事业，都应更多地由政府负责。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教育的某些方面与市场对接，非政府的多元投资现象也表现出来。政府给各高校提供的项目经费，就包含了申报竞争、效果评估等市场手段。比如“985”工程的二期款，政府就要求各个学校用建设基地和创新平台等方式来申请。

　　那么是否多元支持就是市场化？在史静寰看来未必。她强调，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发展，这一庞大的事业绝非靠单一渠道的资源配置能够支撑。在资金的投入上，政府投资要确保基本部分，要区别投资领域，确定投资方式，用更通畅、多元的方式设计高教发展。

　　政府应该起到杠杆功能，在有限投入的基础上，借助市场机遇，找到良好的点，达到更好效益。

　　在中国现阶段，教育的资源配置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不平等，比如农村地区的教育，比如大众教育的弱势。除此之外，市场因素的存在，使得经济资本可以侵入到文化资本领域，拉大了原来的差距。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社会学者刘精明认为，在市场配置中，经济资本、权力会起到一定影响，但不决定整个社会的教育机会分布形态。目前的高等教育还是看分数，钱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

　　城市VS农村

　　城乡教育差别是最深的痛。多年以来，政府直接介入、推动农村发展是毫无疑问的，但投入力度还远远不够。刘精明在其新作中提到，中国的城乡差异，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得太多，城乡一直在并行发展，并没出现接近的趋势。刘精明分析，这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大有关系。

　　他提醒大家注意，乡村教育发展并不仅仅是西部落后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在浙江、福建等省份，也存在大量山区，该地区的教育同样是薄弱环节。因此，除了西部开发之外，我们还要提倡省内西部开发问题，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合理。

　　那么，如何改善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史静寰认为，着眼点应该放在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程度上。农村教师多少年都没机会外出接受培训，就靠几本教材教书，而大家又指望他们教出的学生能和大城市出生的孩子相比，这是不可能的。政府要在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上投资、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上加大支持力度。

　　专家说，特殊地区不应该用与内地发展的同等要求来衡量。对农村的扶持不是把这些孩子弄到大城市读书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立足当地，在薄弱方面大力资助。因为教育除了选拔功能之外，对于当地来说，尚有一个地方文化的传承功能，如果用单一的评价体系来衡量，无疑会使当地的长远发展受到伤害。

　　不过话说回来，当地人难道非要回当地去？

　　对这个观念，专家认为：不同层次的城市对智力聚积有不同需求。而且，人的选择、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特点。对人的最基本尊重，是创造让他自由选择的环境。为什么一定要让当地出生的人留在当地？教育的目标应该就是培养有适应、选择能力的人才。

　　仅仅采用把当地出生的人局限在出生地，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仅靠市场手段不能吸引人去工作的地区，政府应该采用优惠鼓励政策，以吸引人才流向该地区。当然，实现这种状况，是需要过程的。在政府规划中更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支持发展。

　　精英VS大众

　　还有，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国家是否过度重视了精英教育？部分专家认为，政府实际上一直是用抓两头的方式，来发展教育。一头是抓最低，在农村地区普及教育；一头是抓一流，比如力图把北大、清华培养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发展教育必须是有梯度地规划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发展，为长远发展，配置好人才队伍。

　　但也有专家认为，社会总会偏向精英趋向的。因为中国入世以后，人才竞争极为激烈，不得不牺牲义理性目标。仅仅提高普通劳动力素质，当然不能占领尖端领域，取得优胜位置。从这个角度考虑，国家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大学，否则基础、高精尖领域就没人才了。

　　目前，国家对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投入达到每年18亿元。但据有关媒体报道，在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里，有20%的学生出国，但却仅有4%的人会选择回来。国家对两校的资源投入是否太倾斜了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石中英认为，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投入也不能看成是不公平，因为从中受益的是整个国家，而非特定集团。北大、清华不是北京的北大、清华，而是全国的北大、清华。

　　史静寰提醒说，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人才趋向于流向发展更好的地区。当他们具有视野、经验后，就会对本地产生间接影响，而在未来则可能有直接影响。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是受益的。如果做番比较的话，回国的4%的人作出的贡献，与20%的人都不出去所作的贡献，很难说哪个大哪个小。知识的效益很难用评价指标来衡量，不能功利地用直接的、暂时的投入、产出比来衡量。

　　况且，能上大学的人毕竟是少的，只要确立以分数作为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保证初、高中、大学教育一级级淘汰有一个大致的阶层比率，就可以确保各阶层均衡，这也符合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平理念。

　　石中英说，教育公平的标准，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当前的公平问题是每个人享有同样的教育机会，尤其是基础教育要公平，使得全中国不分性别、种族、地域，都能享有同样教育。

　　重庆：副市长的感叹

　　特约记者 赵祉铣 黎拥宪 报道 熊国成 摄影

　　对于教育上面临的难处，重庆市主管教育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如是感叹：“我们重庆市人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重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但也是人均城市化建成区面积最小的直辖市。有2/3的人口处在农村，有500多万中小学生，而且部分地区人均生活水平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首先，是“普九”欠款问题。重庆“普九”从1996年的50%上升到现在的95%，速度极快，但欠账也很多，已达到24亿。这里还存在着一些“水分”，比如像一间教室挤100个学生，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住了二十几个学生的现状，这不符合教育部的“普九”标准。

　　其二，是中小学危房改造。重庆目前有D类危房200万平方米，C类危房100万平方米，按动态计算，到2010年改造完可能需要20个亿。

　　在重庆城口县，两年前，这里还只有一所高中，每年只有100多人进入，但每年的初中毕业生就有9000多人。高中阶段教育严重不足，目前，全市初中生升高中的比例仅为30%，大学的毛入学率仅18%。“我们正在新建组合资源、调整、整合学校等措施，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

　　黄奇帆说，直辖之初，人们幻想资金如潮而来，弹指之间建成一个一流直辖市。但是“我们底子薄，基础差，要建设西部教育高地、长江上游教育中心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们正在加快大学城建设，今年有2万人入学，2007年有5万人入学，2010年10万人入学。” 建设大学城是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这几年全国扩招，重庆20多所高校在校生从1999年的6.4万上升到2004年的13万，扩招了一倍多。这样学生住不进宿舍，教室、实验室，仪表更不够。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与直辖市的地位和形象不相称。市里计划把重庆大学建成西部一流的重点大学，西师西农合并且往“985”工程里挂，作为重点大学来建设。同时争取教育部更多的教育资源，挂号资金支持的项目等，争取更多的博士点、硕士点和重点学科，做到产、学、研相结合，使重庆的大专院校为经济建设目标服务，要形成重庆的模式。让教师、学生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形成一个技术生钱，钱生技术的过程。

　　鉴于重庆目前的教育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投融资问题。黄奇帆说，“我们将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民间机构、企业公司、个人投资办学，引导国有民办，民有公助等办学方式，鼓励外资办学，鼓励一些学校采取股权转让等方式，增加投资办学的力量，盘活教育资源。”

　　他说，教育投入产出的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社会意义。一个好的措施影响的不仅仅是3-5年，而可能是足足一两代人。因此，可以引导和推动家庭教育消费。此外，还应该积极发挥职业教育在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重要作用，采取就地培训与入城培训相结合，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相结合的方式，满足社会弱势群众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黄奇帆认为，只有解决好上述关系重庆教育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才能把重庆这个后发地区的教育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教育高地，才能最终让更多的农民子女、社会弱势群体受到良好的教育，起到和谐发展的作用。

　　而在教育经费来源上，一是教育配套费必须足额收取，其次改革调整“一费制”收费标准，拉近与周边省区的收费标准。另外，继续实行点对点的耕地占补平衡办法，用地价差就可以建造好学校或改造几个学校。当然，国家支持重庆“普九”的教育费用，也会积极争取到位。这也是国家重视西部教育、农村教育和贫困人口教育的具体体现。

　　黄奇帆：现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财税、金融、人事、教育等工作。

　　高校“联姻”农村：新“上山下乡”运动

　　博士生兼职做了村长助理，来自高等教育的知识和成果落入了农村。这与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仿佛类似，但多了一层市场经济下的战略考虑，因为“教育上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上的差距”。

　　特约记者 沙楚 报道

　　每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周勇都要在南京市区与大泉村之间往返两次。这是因为，周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大泉村村长助理。

　　2004年10月，在学校的安排下，周接受大泉村的聘用，成了一个不拿工资的村官。这是东大和大泉村合作的内容之一。

　　向外界输送智囊，在东大并非罕见，但专门给一个村子派去一位博士生，全面参与农村建设和发展，“这样的合作方式还是首次。”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王军说，这段“姻缘”的由来“非常偶然”，而且，“发展也超出预想”。

　　村支书“提亲”

　　大泉村位于南京的西北部，邻近安徽，隶属于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每次去大泉村，得一早出门。七点左右，有辆大巴会从小区门口经过。周勇习惯乘这一趟。

　　等车的时候，周勇会光顾一下附近的早点摊，一份煎饼果子，一份塑料包装的牛奶，包好了路上吃。大巴并不直达大泉村，周需要在六合转车。出六合车站，外面马路两边停满了私人营运的长安面包。车费不贵，但不准点发车，得等客满。等到车真正出发时，六座的车厢里往往会塞进10多个人，还加上行李。

　　去大泉村的路不是很好走，土路、柏油路、碎石子路交替出现，颠簸不已。等到真正抵达目的地，已是上午十点。属于丘陵地带的大泉村基本没有工业，主要收入依赖农业。在南京所辖的几个县、区中，六合区的经济算是落后的，而大泉村又是六合区里相对比较贫困的村子。

　　尽管穷，但大泉村的名气却很大。大泉村曾出了一位“农民的好支书”李元龙， 2003年因癌症去世后，江苏省委曾要求全省党员干部学习李元龙的光辉事迹。大泉村由此也成为党员学习的一个基地。

　　作为李元龙的继任者，大泉村现任村支书、47岁的阚和平感觉压力特别大。于是，他成了大泉村与东大“姻缘”的一个热心撮合者。

　　“我们是在大泉村学习李元龙的事迹时，和阚和平有了接触。”东大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何效山回忆说，第一次会面后，阚便向东大寻求智力支持。

　　何说，阚和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带领农民致富，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你们是从高校来的，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去做。

　　“苦干、实干是没话说的，一定能做到。”但阚自己也充分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要想更快发展，需要知识，“而大泉村缺的就是知识”，但“自己知识水平有限，有些力不从心。”

　　阚和平说村里吃足了没有知识、缺乏市场意识的苦。“几年来，我们种过冬瓜、西红柿，养过羊，不是种好了找不到销路，就是因为缺乏技术知识行不成规模，结果都不理想，反而亏了不少钱。”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全村的实际情况有关——稍有点文化知识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些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弱病残。“即便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毕业后也选择留在城市。”

　　发展需要人才，但有限的人才又流向城市，大泉村逐渐陷入一个怪圈——越穷就越容易流失人才，人才流失越多就越穷。正因如此，阚迫不及待向东大开口求援。

　　农村“智囊团”雏形

　　“我们能感觉到，他不是口头上的需要，而是发自内心的需要。”王军说。通过与阚的接触，王军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认识，“往高里说，这些村干部也是在做管理工作，是基层的管理工作，但是他们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有的可能是处理具体事务性工作的经验。应该说，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作为一村之首，他们缺乏从整个村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王认为，这与农村教育水平薄弱有很大关系。所以“得到这个信息后，我们是非常认真地去做了这件事情，没有说是应付一下，走一下表面形式。”

　　经研究讨论，东大决定由经济管理学院出面，召集志愿者，为大泉村免费作一个比较实际的农村经济发展规划。

　　何效山说，当时也有同学提出，现在我国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现在网络技术比较发达，我们可以为大泉村建一个网站，可以通过网站宣传大泉村，招商引资，推销农产品。这个提议也获得了校方认可。很快，一群博士生和研究生志愿者分成了两个小组。一个负责完成大泉村发展规划，一个负责为大泉设计网站。“当时并没有想得很长远，有意把对大泉村的帮扶工作一直持续下去。”何解释，但结果远超出原先的预期，“这些参与设计和规划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后来的接触中，逐渐走向了智囊团的角色。”

　　“为了摸清实际状况，我们后来又几次到大泉村进行实地调查。”周勇也是规划设计的参与者之一。这份长达30页的《大泉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纲要》，数易其稿之后，于2004年10月上旬交到了阚和平的手里。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划，对大泉村的长远发展定了方向，”但兴奋之余，阚也有点犯难，规划是立足宏观层面的，具体如何落实，“我们心里还是没底”。还有另一个新问题是，新网站建成是建成了，但村里缺乏必要的机器设备以及懂得网络维护、更新技能的人手，如果现在就移交给大泉村，相信很快会成为“聋子的耳朵”。

　　阚和平又一次向东大求援。

　　“我们想想也是，给一份宏观的规划，如果执行不起来，这个忙也不算是帮上。”何效山说，“阚当时有个想法，希望能有个人长期给予技术指导。”又一次讨论之后，东大和大泉村商定：大泉村聘请周勇为村长助理，协助开展村里的工作；大泉村的网站，暂时挂在经济管理学院的网页上，并由原先设计网站的志愿者继续维护、更新。

　　何接受采访时分析说，阚和平提出的新建议，使东大与大泉村的“姻缘”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下来。一方面是大泉村确实需要继续援助；另一面这些援助对于东大而言，也是力所能及的。

　　村长助理=代表

　　“从学校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代表，一个东大智囊团派驻在大泉村的代表。”周勇如此分析自己的角色。“作为村长助理，能够解决的我将自己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可以提交给智囊团，大家一起商量。”

　　走马上任大泉村，周给自己定了一个《村长助理职责》。在这个《职责》里，周给自己在大泉村的工作做了一次定位——

　　1.定期(每个月)到村上参与村委会工作交流，辅助村委会进行工作安排；

　　2.及时传达各项文件精神，并协助村委会制订相应决策；

　　3.联络各类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为村的发展提供服务；

　　4.协助村长抓好科学普及工作；

　　5.协助村长做好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工作；

　　6.协助村长参与对外经济合作考察、谈判等工作。

　　周勇说，我在村里的角色和其他村干部不一样，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我不需要管，即便管也未必能管好，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对村干部而言，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提供建设性意见的技术参谋。”

　　受聘两个月后，周对大泉村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周发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大泉村的工业发展令人堪忧，亟需探索一条发展的途径。“农村的发展仍要依靠农业”，在会同村委们的意见以后，周对大泉村的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划：首先，农村的发展以农为主；其次，要充分调动可用劳动力的劳动资源；第三，要确立几个主体产品，进行规模化运作；第四，要处理好散户劳作和规模效应的矛盾；第五，要依靠技术来指导农业的发展。

　　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周勇和阚和平积极与江苏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沟通，并最终达成了合作意向。农科院的专家在制订了“扶持大泉农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还利用大泉村天然饲料资源丰富的特点，确立了初期重点项目之一——长毛兔养殖。根据协议，农科院及其合作单位将对大泉村长毛兔养殖提供品种引进、技术指导、联系销售等一条龙服务，确保了长毛兔养殖在大泉村的推广。

　　教育，农村的未来

　　在引进技术、推广产业调整的同时，周勇也在考虑如何偿还大泉村在教育问题上的亏欠。周说，教育上的亏欠可分为“旧债”和“新债”。

　　“旧债”是目前村民知识水平普遍比较底，缺乏技能，即便引入了高新技术，村里也面临人力资源的危机——吸收和承接高科技农业的人员匮乏。

　　“新债”指的是农村小学基础教育投入上的问题。周说，这是直接关系到大泉村长远发展的大问题。

　　“农村的教育代表着农村的未来”，周分析说，“目前仍在读小学的孩子是大泉村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未来决定了大泉村的未来。”但周看到的现状是，比起城市里的小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软硬件配备，农村小学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教育上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上的差距。”对于大泉村而言，“旧债”尚未还清，再添“新债”，“其结果将越来越穷，越来越落后”。

　　毫无疑问，教育需要高投入。但对于大泉村而言，这又是一个很实际的困难。“我们这个村，每年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只在10万左右，其中5万元是干部们的工资，剩下的钱不仅要用于农业各项设施的建设上，还要拿出一部分来还以前欠下的外债。”阚和平说，“就是剩下的这点钱，给农村办教育，难啊。”

　　周说，他也打听过竹镇的财政情况，也一样，能得到财政拨款的希望也不大。怎么办？周思考再三，决定“借”。

　　借钱总是需要还的，这对大泉村来说，依然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借“资源”就不一样了。周开始琢磨着：哪里有现成的资源可以利用。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高校。“这也是靠山吃山。”周说，“一方面，将高校置换下来的电子设备拿回来，可以缓解农村小学教学设备不足的难题。”事实上，目前大泉村小学办公、教学所用的电脑，就是南京一家高校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以前，高校和农村小学之间没有建立渠道，一旦有了渠道，高校都还是很愿意帮忙的。”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高校现有的场地和人力，加强对农村小学师资力量的培训。”4月16日，大泉村小学的两位老师在周勇的安排下住进了东南大学的招待所，接受为期两天计算机技能的免费培训。和两位教师一起接受培训的，还有大泉村的两位村干部。

　　“我们一直都希望能把我们的老师送出去培训、交流，提高教学水平，但学校经费少，拿不出这么多钱。”大泉村泉水小学的副校长吴万斌说，他们最近一次外出业务交流，是半年前到区里听了半天的公开课。

　　“场地就用东大的教室，培训的老师也是自愿帮忙，除了住宿费用，东大和大泉村都不需要太多的支出。”周说，“这其实是对现有资源的一次再利用。”周勇准备列一个计划，争取多一点类似的培训，“当然，前提是借用，而不是花钱”。

　　除了“化缘”、“借资源”而外，周还促成了“李元龙教育基金”在大泉村泉水小学的设立。周介绍说，该项基金将专门用于泉水小学的各项发展，改善泉水小学的教育教学环境。到目前为止，该基金已经接受到四千元的捐款。“为促使该项基金的科学、合理使用，基金的使用情况还将定期通过媒体和大泉村网站反馈给捐款者，接受大众的监督。”周解释，“如果基金足够，我们也会用在对村民的技能培训上”。

　　预备，下一任村长助理

　　周勇的村长助理的聘用期只定了一年，聘期结束之后，周勇恰好也完成了博士生的学业。“周毕业之后，是否意味着这个活动将告一段落？”记者询问东大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效山。

　　“不会”，何的语气非常肯定。“我们已经为大泉村物色好了下一任的村长助理，也是一位博士生，周勇毕业之后，他将继续保持我们与大泉村的合作。”

　　“除了大泉村之外，你们会与其他农村采用类似的合作模式？”

　　“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合作也只是尝试，效果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何谨慎地回答道，“如果确实能够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会支持，这种合作方式对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以及社会协调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政府·高校·农村·志愿者：一个都不能少

　　特约记者 沙楚 姜业奎 报道

　　教育上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上的差距。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城市与农村之间也是如此。不可否认，造成目前城乡差别过大的原因之一，也包含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从战略上而言，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最终需要国家财政的投入。但在财政窘迫，短期无法给予大量投入时，是否有其他途径，可弥补现有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

　　东南大学与大泉村的合作——以一个学生作为代表，辅以智囊团，形成团队力量，充分利用高校人力和技术资源，帮扶农村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周勇模式”让我们看到一种战术上可行的希望。

　　“周勇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如果可复制，又该如何去推动？为此，记者采访了东南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王军。

　　《小康》：南京是一个高校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现有各类高等院校40所，在校大学生25万人，研究生3万多人。如果南京周边的农村都能配备一个像周勇这样的村长助理，显然对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有着很大帮助。问题是，这种尝试是否可以大力推广？

　　王军：我们还没有好好去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次与大泉村的合作，有着一定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如果要复制这种合作方式，还需要看是否有规律可寻。

　　《小康》：您认为还需要哪些条件？

　　王军：比如说对接的那一头，也就是农村方面，他是否有这种愿望。就像这一次，是大泉村的村支书主动提出需要帮助，双方的合作也基于他明确提出了需求，而这种需求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小康》：问题是，很多农村干部即便有需求，也没有沟通的渠道。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找谁？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哪种帮助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益的？

　　王军：所以说，“周勇模式”有一定偶然性。合作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事先安排的，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小康》：周勇告诉过我，东大浦口校区的一位大三的女同学曾跟他联系过，希望加入，做一名志愿者，甚至还列出了一份计划书。这位女同学说，在她周围，和她有类似想法的同学也很多，但缺少机会和渠道。

　　王军：学校经常会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举办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这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学习时间与社会实践时间合理安排的问题。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位女生的情况，也说明学校的组织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

　　《小康》：高校帮扶农村，国家一直在号召，高校也一直在做。但仔细看来，很多社会实践活动都存在时间比较短，缺乏连续性的问题，帮扶的效果也不明显。

　　王军：对学生而言，社会实践是课堂之外的一种补充，通过一些实践活动，对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帮助有提高。当然，我们也希望对方也能获益。但这也要看什么形式的社会实践，以及对方的接受程度如何。

　　《小康》：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是对农村教育和经济予以帮扶，而且能够形成规模，您认为哪些环节是不可缺的。

　　王军：我的看法是，政府、高校、农村、志愿者是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府的推动，难以形成规模；没有高校参与，资源无法借用；没了农村，那就没有了帮扶对象；而志愿者是高校与农村之间的桥梁，也是最重要的实践者。应该说，这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都不能少。

　　关于教育的战略地位

　　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对话

　　本刊记者 白红义 记录

　　在当代中国，教育扮演着一种无法替代的角色：从国家的战略考量来说，教育在塑造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作用甚著；从社会层面，为个人实现有序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渠道，有助于社会和谐。

　　教育的战略地位无人质疑。但令人尴尬的是，这种地位更多地体现在官方的政策和宣传方面。据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说，“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领域的作为往往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浓厚倾向。”

　　张玉林，男，1965年生，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小康》：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战略地位在官方政策层面逐渐得以确立。但是，正如您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示是一回事，而政策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为往往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浓厚倾向。”您说教育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落实，从哪些方面可以表现出这一点？

　　张玉林：教育的战略地位和教育政策的落实悬空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费投入不足。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教育厅联合公布的数据表明，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低于1.9%，这与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制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要求的到2000年达到GDP之4%的标准相差甚远。2000—2002年也分别只有1.95%、1.89%和1.98%，绝对额分别为167.6亿元，179.5亿元和210.97亿元。也就是说，实际投入的不到应该投入的一半。而如果按照4%的比例，这三年短缺额总共将达到592亿元。2003年的具体情况不明，但估计短缺额也在200亿元以上。这是一笔巨额欠账。

　　没有落实的问题应该说在各级政府都有表现，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责任也主要在二者。这种责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本身没有带好头，两级财政对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太少；二是没有起到监督和督促的责任。当然，更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继承并强化了一种二元分割的教育体系这样一种有着致命缺陷的坏政策。

　　《小康》：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张玉林：造成这种战略地位和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即缺少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通病，政策的制定，包括法律，出台很容易，但是由于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并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极容易落空或者流失——政策流失或者变形。4%的目标没有实现，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政府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只是很含糊暧昧地将目标推迟了(全国好像推迟到07年)，新闻媒介、人大代表也没有予以追究。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还会这样。

　　《小康》：类似江苏这样的发达地区尚且不能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更遑论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了。可以说，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短期政绩、规模、速度、数字的传统发展观中，对社会经济和人的发展具有长效的教育是很难得到应有重视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或者政策的支持，国家战略目标就很难得到真正保障。您认为目前教育急需哪些配套制度的有力支持？

　　张玉林：其实就是监督机制的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各个领域都面临的老问题了。

　　《小康》：那么您认为在当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及其功能是怎样的？

　　张玉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回答不好。个人的看法是应该表现为人的知识素养的提高和潜能的开掘，由此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倾向是，政府将它更多地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经济学界考虑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问题，而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则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当作了盈利工具。

　　《小康》：著名学者杨东平曾说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制度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一个是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但似乎前者只是后者的结果，正是由于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才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玉林：杨东平教授说得很对，但正如你所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我要补充的是，首先是投入不足，其次是分配不公。而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民主机制——人权意识(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教育权，而不仅仅是城市居民乃至某个利益集团的子女的教育权)的缺失。

　　《小康》：前段时间，媒体有篇文章《中国教育的公平之痒》，里面提到建国之初两种教育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和抗衡，与“效率”呼应的是学习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与“公平”呼应的是“教育为工农大众。”精英教育契合了当时迅速建设工业化国家的需要，同时与这种教育的精英化倾向并存并形成制约的还有很强的教育平民意识。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集体办学却演变成分级办学。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张玉林：建国之初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所谓两种教育取向或价值观，实际上本质上是同源的，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所谓的冲突或对立也是表面上的，因为都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意，不是“人”本身。不过前者更多强调的是“高级人才”，后者强调的是“低级人才”。当然，从结果来看，为“工农大众”的“平民”取向的教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或批判教育不平等，某种程度上是暗指这一问题比原先恶化了，变得更加赤裸裸的了。其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长时间里将原先还存在的“教育公平”彻底抛弃了，二是与此相关，出台了明确的分级办学制度。

　　《小康》：上述文章还提供了一个信息。今年“两会”之前，亚洲银行曾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农村实行9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所需要的年经费上限是600亿元，下限是200亿元。而中央政府去年全年仅税收一项就增收5000亿元。虽然说我们是穷国办教育，但是这种硬约束的刚性到底有多大？税收增长收入到了5000亿元，拿出600亿应该是不难的，这就变成一种价值选择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所说的政府的责任，抑或“行政伦理”更凸显出它的意义所在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玉林：亚洲开发银行的具体报告我没有看过，也只是看了媒体的报道才获悉。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什么标准，但是根据我的计算，“下限是200亿元”的说法肯定有问题，即肯定远远超过200亿元。我曾经对江苏省的情况作过计算，认为应该在现有(2003-2004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50亿元，才能确保实现江苏省的免费义务教育，指免去杂费和书本费，包括教师工资全额发放。全国的情况恐怕至少应该是其十倍。至于“上限”，又几乎是无法划定的。因为，如果按照城市中小学的大致标准对农村中小学进行投入建设(这又涉及教育公平问题)，也肯定不止600亿元。总起来看，金额肯定是巨大的，但估计1000亿元能够打住。而这几乎是2000年政府所拖欠的教育投入的部分。

　　我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政府能够按照1993年确定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承诺，而且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于义务教育，实现较高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应该没有问题。目前仍然流行的所谓“穷国办大教育”有骗人的嫌疑。当然这里涉及责任或伦理的问题，而如果要政府真正地负起责任，不违反“伦理”，就又涉及了前面提到的“监督机制”问题了。

　　语录

　　“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1870年普法战争取胜后，普军元帅毛奇感叹：“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在1806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到失败后的普鲁士当局在经济条件极其匮乏的困难年代里，做出了一项有战略眼光的抉择，即于1819年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恩格斯评价这样做的好处是：“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任何其他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

　　“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

　　明治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明治政府激烈的教育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确立了“教育是日本立国之本”的国策。短短十年左右时间，日本国民的识字率就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多，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二战”战败后的日本更是举国上下勒紧裤带办教育，从而带来了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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