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宿迁规定婚丧酒席不得超过8桌引发争议

　　宿豫区晓店镇的村规民约的规定比“限桌令”更为严格，居民办宴席不得超过7桌。图为74岁的村民王健章拿到的村规民约。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仇和对“限桌令”的第三次（左）和第四次（右）批示。

由于“限桌令”的实施，宿迁市众多酒店现在冷清了许多。

仇和一个人走在一群官员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南方周末》记者王轶庶摄

　　核心提示

　　5月1日，一份规定在宿迁市正式实施，其中要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

　　有多家媒体和专家提出质疑：政府介入私人消费领域，明显越权。

　　宿迁政界介绍，市委书记仇和在整个事件中多次介入。“限桌令”被视为仇和的又一“铁腕”之作。

　　5月21日下午，江苏宿迁市宿豫区蔡集镇朱李村，50多岁的村民薛凯坐在自家的堂屋里发呆。他手里有一张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据，但收款事项写的是“超标操办”，盖的公章则是“中共宿迁市宿豫区蔡集镇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是我给我儿子办婚宴超过规定桌数领到的罚款单。镇纪委还给了我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薛凯是一名农村普通党员。按他的计划，5月1日本将“双喜临门”———儿子生日同时举办婚礼。但当日也是宿迁《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第一天。按此规定，他家只能办5桌酒席。

　　薛凯的估算是最少要办11桌。为此，他提前一天为儿子举行了婚礼。但数日后，他还是被举报了。

　　因“顶风违规”而受罚，在宿迁已有多例。

　　今年4月13日，《规定》由宿迁市纪委、宿迁市监察局联合出台。当地纪委证实，1个多月来，1名县城管大队副队长被撤职，1名土地部门工作人员被停职半年，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行政和经济处罚，至少13起普通群众“违规”事件被制止。

　　《规定》带来了巨大争议。有学者指出，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以行政手段干预日益严重的人情风。也有多家媒体和专家提出质疑：政府介入私人消费领域，明显越权。

　　宿迁政界介绍，市委书记仇和在整个事件中多次介入。作为媒体所称“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限桌令”被视为仇和的又一“铁腕”之作。

　　仇书记发火了

　　今年3月19日上午10点左右，宿迁市纪委廉政办副主任王卫国正陪着几位从盐城某县来的纪委同仁。在汽车里，王卫国扭开了广播，笑笑说：“你们盐城老乡正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呢，电台现场直播。”

　　他所说的“盐城老乡”是指现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出生江苏盐城农村的仇和现年47岁，有过半年的留学美国经历。上任后，因推行多项富有争议的改革而闻名全国。

　　“扭开广播后，听到仇书记正在即兴讲宿迁的人情风。他明显发火了。”王卫国说。会上，仇和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读了统计部门的一份关于人情消费的专项报告。

　　“仇书记脱稿讲话时挥舞着材料，语调很高。”仇和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描述当时情景。

　　记者后来见到了被仇和挥舞过的统计报告———《遇事大操大办导致人情消费过多过滥现象需引起重视》。

　　宿迁市统计局城调队队长肖辉亚是这份统计报告的起草人之一。5月24日，他回忆说：“这项专项统计，是仇书记要求统计局专门作的。”

　　今年1月25日，城调队作出一份城市居民人情消费统计，指出宿迁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占到总支出的近一成。该期《统计信息》被例行送到了市主要领导办公桌上，结果受到了仇和的重视。

　　宿迁统计局局长陈久春告诉记者，春节放假刚过，大约是初八初九(2月中旬)，他接到了市委办的电话。电话称，仇书记建议统计局就宿迁市人情消费作一项深入的调查。

　　任务落在肖辉亚和他的同事身上。一周时间内，他们完成了专项调查，3月8日正式向市里提交了4500字的专项报告。

　　据媒体报道，3月12日，仇和在这份统计专报上直接批示，要求出台一份法规性文件。并提出，4月上旬向全社会公示征求意见，中旬颁布，5月开始实施。

　　“请市纪委、市监察局迅速调查研究，出台一个刚性的、管用的、可操作的文件！”3月19日上午，听到广播里仇和的这句话，王卫国对车里的纪委同仁说：“仇书记下命令了，我又有事干了。”

　　“猫捉老鼠”现象

　　5月22日下午，宿迁泗阳县金长城宾馆餐饮部里，没有一位客人。这里一直以办红白喜宴为主要业务。

　　酒店一位经理证实，4月5日，泗阳县城管大队副大队长胡刚在这里举办了“39岁生日宴”，事后十几天遭人举报，随即被免职。

　　胡刚是“限桌令”事件中最早的触“网”者。据宿迁市纪委公布的文字材料：当日，胡刚宴请了县建设系统及其下属工作人员等93人，操办酒席10桌，共收受礼金10150元。

　　胡刚“生日宴”前一天，《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在《宿迁日报》上全文刊出。上称，党员、干部“职务变动、新房落成、乔迁、满月、生日、升学、参军、祭日及其他任何事宜，除直系亲属外，一律不得宴请”。

　　虽然纪律部门处理胡刚事件时没有援引《规定》条文，但在《规定》实施前后，胡刚事件当做大操大办的典型事件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

　　“管那些有职有权的人大操大办，也想为百姓节约一些钱，这我举双手拥护。”尽管因给儿子办婚宴受罚，宿豫区蔡集镇朱李村的薛凯仍认为，市里出台这份规定本是出于“好心”。

　　在富裕程度排在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位于苏北的宿迁是“最穷的市”之一。该市面积8555平方公里、人口521万，辖宿城、宿豫2区和沭阳、泗洪、泗阳3县。

　　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有人形容这里的民风为“宁输财不输义”。人情风之盛被作为例证之一。

　　泗阳县南刘集乡庄滩村村主任章成生证实，2001年前，每户村民每年的随出的礼平均高达3000元左右，占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现在的人情风不得了，”宿豫区蔡集镇朱李村60岁的老人徐世龙一家全年收入三四千元，去年随礼达1000余元。他说，当地除了婚丧办宴，小孩12天、满月、周岁、剃毛头、升学、参军，建房子上梁时也请。成人39、49、59、69、79(当地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都要办“寿宴”。

　　城市中的送礼名目更多，还有“乔迁礼”、“探病礼”、“升职礼”、“获奖礼”等，礼金数额一般在百元以上。

　　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4年宿迁人情消费平均每个家庭25.4次，消费金额为3107元，占当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1%.69.5%的人认为，人情消费负担很重或较重；57%的人表示，人情消费给自己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压力。

　　尽管如此，但“限桌令”的出台，在当地并没有带来一片叫好。

　　记者在宿迁多家酒店调查显示，当地人表面上虽不敢违背“限桌令”，但不少人实际上将宴席化整为零，分别在多家酒店同时举行，或者异时同地举行。有媒体将此现象形容为“猫捉老鼠”的游戏。

　　“干5群8”与仇和三次批示

　　当地纪委证实，《规定》4月11日最终定稿，文件上仇和的亲笔改动达12处。其中几处相当关键，如党员干部举办红白喜宴严禁邀请的对象，加上了“同事”二字。

　　《规定》被当地百姓称为“限桌令”，其争论焦点主要在于酒席数量的限制标准。

　　“党员、干部、公务人员不超5桌，百姓不超8桌”的标准从何而来？

　　在有关人情消费的统计专报上，仇和的批示对《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刚性的、有约束力的、具体易操作的、对公务员、党员、百姓有区别的法规性文件。”

　　“我们认为，有可操作性就必须对宴请的规模和随礼礼金进行量化。”宿迁市纪委宣教研究室主任胡学瑜说。

　　这次批示后，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沈成要求纪委研究室和市委办综合四处立即展开联合调查研究。胡学瑜成为此次调查的牵头人。

　　胡学瑜说，他们纪委宣教研究室的3名成员开了6场座谈会，共与六七十人进行了座谈。其中与农民座谈两次，分别在沭阳县和泗阳县。规模均为10人左右，其中村支部书记、村小组长和农民代表加在一起，占三分之一。

　　胡学瑜回忆，对普通群众婚丧宴席的规模，在座谈中有人提出6桌，有人提出8桌，也有人提出10桌。“最终我们参考大多数群众的红白喜事规模，定出了8桌的标准。至于党员干部，为避免其借摆宴敛财，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们认为如果只请直系亲属的话，5桌够了。”

　　胡学瑜说，在一周的调查后，他们草拟出了《规定》征求意见稿，在4月4日的《宿迁日报》上全文刊出。

　　研究室副主任郭永山证实，在《规定》征求意见稿一周的社会公示中，群众通过电话、来信与来访参与了讨论，并对一些具体条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村民理事会的组成人员等。“没有听说有群众对”干五群八“的标准提出反对意见”。

　　宿迁市纪委宣教研究室一个档案袋中，还存有一张当日的《宿迁日报》。仇和在这张报纸上做出了第二次批示。批示称征求意见稿“很好”，并再次强调“要从紧、从严、从高提要求，硬化规定，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严上加严。”

　　5月23日，泗阳县众兴镇史集村一位李姓店主为二女儿的婚事犯愁。“8桌，这让我怎么能办得下来？”

　　两年前，他的大女儿结婚，他家摆了35桌宴席。“我的亲兄弟姐妹有5个，我妻子则有7个，这些至亲加上他们的小孩总数就有70来人；我还有8个表叔、1个舅舅、3个姨娘、2个姑妈，加上我的四五十个表兄弟、表姐妹又有100来号人；我当过兵，有交往的战友有20来名，我和妻子的同学各有10多名，村里有礼尚往来的有30来户。还有女儿的同学和朋友……”

　　一位准备年内结婚的宿迁市普通公务员小王对5桌的限制也颇有看法。“5桌里总要有一桌是摆给上路的(送女方的人)吧，还有有一桌留给帮忙的，就剩下三桌了，连至亲都不能请全，让我怎么办？”

　　宿迁市幸福南路上的红楼大酒店在当地经营红白喜事宴已有十多年。“普通宿迁人办红白喜事宴时摆十一二桌的最多，也有人办20来桌。”这位负责人说。

　　在一份回答媒体提问的文字材料中，当地纪委提及群众的“不同意见”时称：“每一项新制度、新规定不可能兼顾每一个人的利益。”

　　“村规民约”与理事会

　　5月21日下午，宿豫区蔡集镇朱李村60岁的村民徐世龙还能清楚地复述出《规定》中的一些条文。“村里的广播每天早晚各播一次，连播了十来天。”他笑着说。

　　徐老汉的三个儿子都早已完婚，最少的也办了11桌。庆幸之余，徐老汉也有些奇怪，对这样一份文件，村委会咋下这样大力气广播。

　　他并不知道，4月11日《规定》定稿之时，仇和同时批示：立即下发实施，市“两报两台”及各县区两台和乡镇广播站要滚动播放一段时间。

　　今年4月13日上午9时，宿迁市电信局办公楼内，一场高规格的电视电话新闻发布会召开，沭阳、泗阳、泗洪三县设了分会场，所有驻宿媒体的记者均获邀参会。会上，《规定》全文发布。

　　市委副书记沈成说：“宿迁以这样较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出台一项规定，建市以来还不多见，对市纪委来说也是第一次。”

　　时隔一个月，记者在当地农村采访，仍随处可见相关的标语口号。

　　从宿迁当地媒体报道来看，从《规定》4月13日颁布了到5月1日实施前的一段时间，各地对落实《规定》展开一场“竞赛”。

　　宿豫区晓店镇使出的一招颇为“新颖”：将《规定》精神订入了“村规民约”。该镇晓店居委会3组村民王健章，4月中旬收到了居委会计生干事发的一张粉红色的纸———全镇统一格式和内容的《关于规范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操办行为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村规”)。

　　这份“村规”称“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规定“婚丧嫁娶活动，提倡不办宴席，如操办，要事先向村(居)红白理事会申请，等批准后在规定时间和地点操办”。

　　村民认为，比起市里《规定》来，“村规”更严一些。诸如“群众办宴不能超过8桌”在“村规”中成了“7桌”，每超一桌罚款400元提高为500元。

　　4月20日左右，朱李村里召集八九十名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开会，成立了村移风易俗理事会。

　　宿迁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长姚启国告诉记者，截至5月11日，按照市纪委《规定》的要求，全市115个乡镇中100个左右成立了乡镇移风易俗理事会(设在乡镇民政办)，1441个村(居)委会中有1306个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

　　与“村规民约”不同，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立，是《规定》中明确要求的。

　　《规定》要求：“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均要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理事长可由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负责人兼任，副理事长和理事由威望较高、原则性强、善理事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复员军人、老劳模、老教师、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担任。”

　　“理事会章程中要明确规定：居民举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必须经所在地移风易俗理事会批准；宴请不得超过8桌，不得使用公车，车辆不得超过4辆。”

　　姚启国说，“经过调查，大部分移风易俗理事会(有部分名为红白理事会)很好地落实了纪委《规定》要求，将规定内容写入了章程，并且开始运转，对各地的各种宴席开始规范了。”

　　“限桌令”寻求合法化轨迹

　　事实上，“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立，正是宿迁回应“行政干预私人空间”质疑的理由。

　　“媒体批评宿迁把行政的手伸向了属于老百姓的餐桌，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宿迁市纪委或监察局从没有到饭店”查“过普通百姓的婚丧宴请，我们从来没直接管过百姓餐桌”。5月23日下午，王卫国对记者说，他的手一下下敲着办公室桌子。

　　一位参与制定《规定》草案的人员透露，开座谈会之前，就定好了采用村民理事会方式来管理群众，原因是仇和在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在沭阳就采取了村民理事会的方式。“这是仇和定好的调子。”

　　南京大学行政法学者肖泽晟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宿迁出台《规定》之初，就认识到了行政手段不宜干预百姓人情风，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合法化”的道路。

　　“我们纪委和监察局确实没权力规范普通群众的婚丧宴请，但我们有权力要求我们的下级组织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理事会是‘民间自治’组织，可以规范群众的行为。”王卫国说。

　　肖泽晟不认可理事会“民间自治组织”的性质。他认为，由政府直接支配下成立的移风易俗理事会，其领导已被确定，成员也基本安排好了，章程也由政府代替写好了。它并不能体现“民间自治”，事实上只是行政力量伸出的另一只手。

　　宿迁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姚启国说，他正在思考下一步是否让村民全部成为移风易俗理事会成员，这样，理事会管理起来就“名正言顺”了。

　　肖泽晟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这种办法如果成为现实，理事会与群众将变成“民间社团”与会员的关系，假使居民不满理事会的处罚，依照现有法律，很难找到救济途径。

　　23日，宿迁市委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直接采访仇和的要求。处于事件漩涡的仇和至今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当日晚，其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说：仇和本人没想到这个举措会有这么大争议。

　　但宿迁丝毫没有撤消《规定》的迹象。

　　5月12日，在宿迁市纪委一份名为《全市贯彻落实<规定>取得初步成效》的汇报文件封面，仇和作出了关于《规定》的第四次批示：“请市纪委、监察局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一些典型案例，以警示社会，教育干群，震慑违者。”

　　宿迁市纪委廉政办副主任王卫国说：对媒体和专家的质疑，宿迁的态度是不回避，不争辩，埋头苦干抓成效。

　　据当地纪委证实，安徽蒙城为学习宿迁遏制大操大办风气的做法，近日专程到宿迁“取经”。  本报记者 宫靖 江苏宿迁报道/摄影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