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城市成长的塔吊，频频成了弱势群体以死相挟争取正当权益的道具。民工爬得越高，说明公平被踩得越低。公平社会机制的完善在与民工爬塔吊抢速度。
民工没有筹码。唯一的筹码在别人那里——社会的公义和欠薪方的良知。一旦欠薪，他们该怎么办：上门追讨？打欠薪举报电话？打官司状告欠薪方？诉诸媒体？爬塔吊？
上门追讨——包工头会说分包商没给钱，分包商会说承建商没给钱，承建商会说作为出资方的政府或企业没把钱给到位(10个月前，全国层层拖欠的工程款达1756亿元)，民工“冤有头，债无主”。打欠薪举报电话——劳动保障部门往往从大宗的欠款下手催欠，不一定能及时顾及到小额欠款涉及的民工的利益。打官司状告甲方——没合同，请律师打官司要收费要耗时间；2004年12月，司法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适当减免民工的律师费；但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援助力度无从保证。诉诸媒体？媒体报道了不一定管用，况且欠薪方在这件事上很防记者。
最短平快的讨薪捷径，就剩下爬塔吊了。帮助城市成长的塔吊，频频成了弱势群体以死相挟争取正当权益的道具。2005年6月5日，重庆市渝中区某工地的女工头爬上30层楼高的塔吊向分包商讨薪，结果顾及楼盘影响的开发商马上拿了5万元现金给她。6月1日和2日，广州海印桥顶和天河体育中心附近塔吊上相继出现讨薪者。1月31日，厦门民工上塔吊。2004年6月20日，山东省乳山市3名男子上塔吊。2002年11月20日，深圳福田保税区某工地的两名民工上塔吊。——爬到高处讨薪(塔吊、楼顶、桥顶)，似乎成了讨薪的“杀手锏”，能把民警、消防员、急救医生、媒体和观众全部引来，令欠薪方不得不出来解决问题和当场表态。塔吊上的民工没一个真想往下跳，他们只是“误”认为公平和希望在远离地面的、危险的塔吊上。他们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必须重视和当场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尽快拿到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温家宝总理亲自为普通农妇熊德明讨要欠薪之后，全国刮起的“清欠农民工工资风暴”配合了大量相关法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案件坚持“三快”原则——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集中解决。建设部订出具体时间表：2006年底前将基本解决经确认的已竣工工程拖欠工程款。——公平社会机制的完善在与民工爬塔吊抢速度。
2003年12月12日，160多名赤裸上身的民工成为了北京艺术家宋冬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行为艺术的主角，每位民工的酬劳是一部相机、30元钱和一份10元盒饭。与同样赤裸上身的艺术家不同的是，大多数民工关心的不是行为艺术，他们对记者坦言：一直惦记着的是自己和老乡被拖欠了的工钱。
民工的心智与在城市生活的你我毫无二致，一样有追求有梦想，只是比你我的生存更为艰难。导演管虎说自己把农民工当偶像来拍：“脏乱差只是外形，他们的精神世界很让人吃惊。我遇到过一个只有16岁的农民工小孩，他指着一辆奔驰说：这辆车以后一定是我的！”管虎在30集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中表现了民工讨薪的悲情，并提议中国设立“民工节”。自称做过农民和民工的电视连续剧《民工》制片人张纪中说：“我们国家有3亿多民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就是在他们肩膀上建立起来的。我想反映他们的故事，为他们正名。” 《生存之民工》和《民工》成了2005年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黑马”，城市人藉此正面打量民工的真实世界。文/何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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