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林子大了 就应该什么鸟都有

　　《南风窗》驻欧洲记者熊培云日前撰文，围绕“公共空间”概念对“教授收费采访”作了分析。

　　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只以生产与传播知识为业，而不是生产和推销真理。如果是生产真理，真理拥有者就可以垄断一 切，任意标价。如果是生产知识，知识分子的言说便具有了商品的竞争属性。换言之，那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临着广场销售知识 产品的普通人。有的产

品卖得好，有的卖得差。有了些名气、站稳了脚跟的知识分子以逸待劳，采访者络绎不绝；没站稳脚跟 的只好站到自家的窗台上吆喝，以吸引广场上的眼球与耳朵。既然客观上都是一种关于收益的抉择，那些自以为条件优越或初 步实现了“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转而搞起了“收费表达”，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也在情理之中。

　　文章最后说，中国人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常含鄙夷之情。其实，林子大了，就应该什么鸟都有，否则有违 物种多样性的自然法则。多一些选择，多一些不被理解的“怪现象”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有的鸟唱歌收费，有的鸟唱歌不收费 ，等有一天收费的鸟没人听了，自然也会考虑降价，甚至赔本赚吆喝；哪只鸟唱得好了，涨成天价了，也颠覆不了日益扩大的 公共空间。

　　薛涌：采访收费，公众是大赢家

　　学者薛涌在其文章中说，教授们接受一次采访，开价不过几百元，自此必须长期地、不断地对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这样人家才会不断来采访，这种钱并不是太好挣，受访者需要很高的素质才能胜任。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公众有最后权利 选择听谁的、不听谁的权力；而专家们也会“争先恐后”地为公众“效忠”。所以这样的交易对公众是划算的。

　　文章指出，专家的意见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媒体实际上充当了一个转卖商。这就好像一个蔬菜店，从农民那里购买 蔬菜卖给消费者，难道能不付给菜农钱吗？菜农知道菜质量好能卖好价钱，就会精心种上品的好菜。同样，媒体的意见领袖们 在这样的规则下也会如此看待自己的精神产品。

　　文章还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收费，而是专家在发表意见时如何避免利益冲突。接受媒体采访或给媒体写稿，要 求收取一定的费用是完全健康的；坏就坏在有些人接受了某些特定利益人的钱，然后利用公共权威为该利益人说话，这就是利 益冲突。而这种冲突必然会导致腐败。

　　文章最后指出，采访收费确实也有许多灰色地带需要厘清。如政府官员接受采访解释政府的政策，收费就是腐败。外 交学院的教授，从学校拿工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学和学术活动，接受媒体采访属于本职之外的事务，因此有要求付费的权利 。但是，为此采取集体行动，给同事施加压力，就有损自己的形象。每个教授有权决定自己通过什么方式为公众服务，因为自 己无偿接受采访而受到同事的压力是不公正的。

　　易宪容：接受采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认为，采访教授是否付费该由市场决定，由采访 者与被采访者协商，在市场中这是一桩很小的事情。

　　文章说，如果把媒体采访看作一个市场，那么采访者是市场需求方，被采访者是供给方，这种供求关系可以是直接交 易，也可以是间接交易。所谓直接交易，就是无论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认为其采访物有所值，需求方愿意付费或供给方要求 付费。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信息、知识及思想获得的共通性、非垄断性及来源渠道的多样性，故在媒体市场，供求之间的直接 交易是少见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更多表现在间接交易上，即个人通过媒体来显示个人能力与知识，以便市场上需要这些知 识与能力者能够低成本地识别与获得，这样个人的知识与信息就容易推介出去并转化为货币。

　　文章说，很多权威媒体采访时都不大愿意付费，因为他们有一个假定，你接受采访就是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 ，媒体培养了你的“人力资本”还要付费是不合适的。

　　文章最后指出，每一个现代人都是社会公民教育的结果，没有其他人作阶梯，教授的知识与信息又从何而来？教授们 在获得知识时，也未必是一次一次地付费获得的。传播知识与教育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种 最基本的内心底线都没有了，事实上也是件遗憾的事情。

　　夏业良：金融中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金融中心的形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靠重要官员表态和政府的政策倾斜就可以长久维系的。而主要依靠 金融开放与金融环境以及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自发选择，是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日前，针对媒体关于北京意欲成为中国 金融中心的报道，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在《新京报》撰文表示。

　　文章指出，作为首都，北京不应当总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态和独特的决策影响力争取各种优势地位和稀缺资 源。目前北京只是全国的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和金融批发中心，至今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交易机构(如证券交易 所、期货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等)，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中心。而上海目前在资本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黄金交易 等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方面较有优势，事实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中心，并已为迈向国际金融中心打下良好基础。

　　夏业良认为，一厢情愿地把北京由过去的纯消费性城市和历史古都扭转为如今的特大型超级都市，在一定程度上会弱 化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和比较优势。

　　文章最后说，假如每次都把亚运会、奥运会这样的项目放在北京，那么其他城市如何与之公平竞争？如果把北大、清 华这样的大学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全部集中在北京，那么其他城市和地区又如何效仿和赶超？如果北京把自己变成全国所有行业 的中心或所有机构的总部所在地，那北京还仅仅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吗？

　　周振鹤：慈善捐款是一种精神上的义务

　　“慈善捐款不是行为上的一种强制要求，但却是精神上的一种义务。”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日前针对中国的慈善捐款 问题撰文指出。

　　文章说，一个依靠自己的奋斗先富起来的人，除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还充分利用了一些优越的客观条件或公共资源， 譬如说因为处于先富起来的地区，譬如说受惠于某项合理的政策。因此在致富以后，应该回报社会。

　　文章指出，有些人过去常批判说，西方富人的慈善捐款是为了逃税避税，这是有失于偏颇的。即使他们真是出于这种 目的，慈善捐款在客观上也还是于社会有利。在我国，很多人还没有慈善捐款的意识，据媒体报道，全国99%的企业竟然都 没有对慈善事业捐过一次款。文章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措施，高额所得税与遗产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带强制性的 对社会的捐款。现在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对慈善捐款只能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享受免税优惠，这都不利于鼓励广泛的慈善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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