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会议综合症：沟通作秀成会议分子关键词

　　突然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着开会；人们最常用的推脱之词成了“在开会”。随着我们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人们的选择也日趋多元，于是，大会越来越少，小会越来越多。

　　开会氛围，直接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时代风貌。

　　★ 本刊记者/曹红蓓

　　民营企业经理李毅两个月前认识了在北京一所大学里做团委书记的付海新。刚开始，李毅给付海新打手机的时候，十回有九回，都听到对方在电话那边低弱地呵着气说：“喂，开会呢，呆会儿联系”，或者，“开会呢，有事发短信吧，挂了啊。”李毅知道，自己又碰上了一个典型的会议分子。

　　后来，每当电话那头刚传来一声低弱的“喂——”时，李毅就抢先说，“开会呢吧，那呆会儿再联系。”然后识趣地挂机。

　　会议大国

　　付海新几乎每天都有会，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会议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到三四小时之间，有时从早开到晚。除此之外，一个学期中，总要赶上一两次连开三天的大会，这种会的议程通常是：每天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半听报告，下午2点到6点分组讨论，晚上7点半到10点再开会。到年终总结的时候，付海新一边要为自己的发言准备长达六七十页的PPT文件，一边又要为上级领导的发言提供所需的素材。

　　在李毅身边，这样为会议献身的人太多了。他知道，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和法人代表，李毅参加过交流会、发布会、评审会、捧场的会、被“批斗”的会等各种各样的会。最常见是内部的会：周一上午，和几个核心员工恳谈，谈通就算了，谈不通中午还要和他们一起吃饭；周三是公司高管之间的固定讨论时间；周五和核心员工再简单恳谈一次；周日晚上跟合伙人开会。

　　与付海新不同的是，除了一年两次的股东大会和一年一次的员工大会，李毅公司内部的会都非常小，顶多三四人参加而已；而且任何会不超过1小时，谈心不超过半小时。

　　事实上近些年来，各式各样的会议名目日渐繁多，任何人随便就可以罗列出数以十计的“会种”。

　　层出不穷的会议新花样，不仅培育了一批铁杆的会议分子，还催生了庞大的会议市场。现今中国人一年有多少人在开会？开了多少会？除了单位内部的各色日常会议外，来自会议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又表明：1999年，北京只有一二百家服务于会展的专业公司，而到现在已有4000家以上。如此众多的公司靠会议生存，会议之多可想而知。

　　中国旅行总社的会展部门1996年成立后，业务量以每年10%～20%的比率增长。国内中旅还不是接会议团队最多的旅行社，但去年承接会议团队已达六七百个，人数1万人左右。在被称为“年会天堂”的海南，亚龙湾边的喜来登大酒店，每年要接待将近200个会议团队，每年12月份酒店有半个月都是满房，房客都是来开会的。

　　今天，开会成为许多人的工作状态和生活方式。这么多的会是从哪里来的？

　　会议分子的关键词

　　“我乐于去开的会有两种：一是解决问题的，一是统一思想的。”李毅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事业单位，会议都被当成沟通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政府的会少了，企业的会多了；在企业里，大型的会少了，小型的会多了，这些都是基于沟通和决策的有效性考虑，也是为什么现在人人都觉得有会开的重要原因。这个过程，从改革开放之初业已开始，因此，“沟通”和“决策”是广大会议分子最为熟悉的第一批会议敏感词汇。

　　“作秀”应该是会议分子的第二敏感词。整个中国的公关策划业和展览公司的兴起，有赖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IT泡沫时代。前博能公关公司客户经理孙英回顾，那时IT公司玩的是概念、模式，要宣传这些东西，就得开会，而开会的第一目的是秀自己。加之IT公司要上市本身就要求做路演(ROAD SHOW)，路演的本义就是一种秀。

　　以秀为目的的开会，花样当然要多，节目当然要精彩，于是才有了诉诸专业公司的需求。那时为会议服务的公关公司和展览公司进入门槛极低，大部分都只一两个人，利润率达到200%，绝对是暴利行业。

　　当各种规模巨大的会议中心和会议休闲度假村在大城市的周边兴建起来的时候，“休闲”就成为会议分子心目中的第三敏感词。一般来说，凡是在上述地点召开或由旅行社承办的会议活动，基本功能便是休闲了。这种会议，玩不好就意味着不圆满，不务虚就显得太别扭。对此，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以至越来越多的人把会议作为一种休闲和福利的方式坦然接受。

　　中国式的会议综合症

　　沟通、决策、作秀、休闲，这些会议分子的敏感词，也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混杂着时代的温度和坎陷，一些会议分子患上了中国式的会议综合症。

　　“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执行文件”，政府部门干部于启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里的这条短信，据说，这是近来在干部之间流传着的。于介绍说，现在党政机关的会议虽然比以前大大减少了，但一个问题“有没有专门上会研究过”，仍是检验其落实程度的重要标准；而某某决策“没有经过会议讨论”，有时也会成为干部被举报时的一条罪状。会议决策后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将在短期内在企业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而在政府部门则容易流于空浮。

　　从技术上看，如果会开得没效率，也可能无法决策，或决策了但却浪费了与会者的时间，导致行动力受损。

　　毛彤是北京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周一是老板跟各部门经理开会的固定时间，会上，她最怕听她的老板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这个话讲几回，会就要开上一天了。周五毛彤还要开一天支持销售的会。这样，除去开会，毛彤实际上一周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三天，干不完就得加班。

　　毛彤的公司还常开一种不定期会，一个部门准备些吃的，冰激凌、汽水、咖啡、汉堡包等，邀请其他部门的人来一起给他们出主意；原本想头脑激荡一下，不过来的人通常是胃部激荡一下后留下几句什么也不是的意见扬长而去。

　　以“作秀”为目的的会，必然带来与务实观念的冲突。2001年IT泡沫破裂时，一些寄生于IT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关公司，由于来不及转型而跟着关张大吉。好在作秀之风已经劲吹起来，于是你方秀罢我登场，房产、汽车、大众消费品、体育仍隐含强大的作秀需求，政府的秀意也比以前更加开朗。但秀得再热烈结果总要自己埋单。客户的想法越来越经济，会展公司的利润空间只得一降再降。

　　另外，政府、科技园区、协会等部门为了自己作秀，而挟持下属企业参与作秀的情况尚未杜绝，尤其是有点名气或效益较好的企业，对这一点更加防不胜防。

　　被置于休闲、福利功能下的那些会议分子，仍有一些难逃腐败分子的嫌疑。在去年的审计风暴中被曝光的国家电力公司，曾为召开一个内部人事干部会议，在短短3天时间里花费304万元，事后，又通过做假账的形式，企图掩盖事实。这恐怕是会议腐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

　　会议史话

　　★ 文/绍文

　　有考古者发现，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产生了开会的形式。当时，大家聚集在一块空地上，讨论一块肉或一张兽皮如何分配，以及安全等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人作为群居动物的本能需要。

　　之后，随着社会等级的出现，什么级别的会议，就由其相关等级的人参加。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分子和集权政治。自古，皇帝早朝实际就是开会，是时，文武百官分列两边，纵谈天下大事。那些因为宠幸后宫一再耽误开会的皇帝，多半将葬送自己的江山，遗千古骂名。

　　自从会议有了级别，参加会议就成了身份的象征。上世纪50年代农民和工人翻身后，首先就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体现自己的主人身份。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会议分子。到文革时，更是天天开会，夜夜开会，会议分子分成几派，有的夫妻因为身份不同连睡觉也要划清界限。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出现，会议出现了职业分界趋势。会议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而参加不同的行业会议，无界别的全社会统一大会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想办法减轻会议负担，出现了无会周、无会旬，把官员从文山会海里解放出来。

　　现在，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已经成为社会趋势。在农村，有了村民代表，所以基本不需要开全体村民大会。在城市里，只有当社区居民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开发商及物业公司论理时，才能召集起会议。

　　说到底，会议的本质就是解决信息沟通的问题，现在由于媒体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部分地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会议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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