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  受贿“济贫”

　　背景湖南临湘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济贫”

　　据《重庆晨报》报道，7月26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了对“余斌受贿案”的终审裁定，驳回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的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但与其他同类案件不同的是，余斌没有将本案涉及资金用于个人挥霍，而是用来帮扶需要帮助的百姓。但作为国家公务员，余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从形式上讲，这的确是一种受贿行为。（详见本报8月3日A15版）

　　直评副市长的“侠道”与法律相悖

　　相比于我们寻常所见的那些贪官，余斌不像一个贪官。他把“贪”来的钱，绝大多数用在了别人身上。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辩称的，在主观上他没有将财物据为己有的故意，而是“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如果报道属实，余斌应是一个很有“侠义”心肠的官员———这样的人很惹眼，因为在现实中，为民办事的官员总是容易赢得民心。但我还是支持法院的判决，理由很简单，法律就是法律。

　　西南政法大学一位法学教授指出，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地证明余斌构成受贿罪———这就够了，法条不能因为你“贪”来的钱用来做什么而区别对待。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津津乐道的是“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而余斌所为，形式上颇有点像“劫富”的举动，他从商人那里拿钱来，把钱用在普通民众身上。

　　当人们把目光聚焦于此的时候，自然会感到副市长的“悲情”，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余斌以手中的权力交换了商人的钱财的时候，有可能铸成“豆腐渣”工程，并牺牲其他商人的合法权利———其行为的社会成本之大，是不能低估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行为，直接与法律相抵触。

　　“劫富济贫”的侠道是与法律精神相悖的。在一个法治社会，成熟的现代公民显然不能忽略了契约的要义，而感动于所谓的“侠道”，因为法律的本义是正义，而尊重规则是对正义本身最有力的捍卫。

　　摘编自《青年报》8月3日文/新洪

　　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被滥用

　　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需要大家投票决定的民主问题。所以，不论多少人认为余斌不构成犯罪、认为有罪判决不公平，都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性质。用来包养情妇还是用于扶困济贫，只是受贿后赃款流向不同，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

　　余斌用受贿款扶困济贫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赃款最终到了需要它的人手里，实现了“善终”，尽管手段是不正当的。所以，我能理解公众对余斌的同情。不过，既然余斌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这么多人赞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廓清：为什么不能用受贿款扶困济贫。

　　扶困济贫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如果这等好事余斌做得，似乎也就没有理由不让别人，包括同样掌握权力甚至掌握更大权力的人去做。可以相信，多数人可以如余斌一样，把“取之于民”的钱“用之于民”。但只“缺不“用”的人，肯定也大有人在。如此，对后一种人来说，让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质相当于给了他们受贿甚至索贿的机会。

　　我甚至担心，有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外衣，以后干脆就没有受贿这一说了。既然未必能“取之于民”后马上“用之于民”，“缺和“用”间必有一个时间间隔，而多长的间隔是合理的，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那么，即使我真的受贿了，可无论哪天有关部门找到我，我都可以说：“那钱不是受贿的，是准备‘用之于民’的，只是暂时还没有‘用’出去。”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没有错，但有两点需要明确：无论“缺还是“用”，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而不是个人名义；取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税收等合法方式，而不是受贿的非法方式。看不到余斌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背后的陷阱，是危险的。

　　摘编自《东方早报》8月3日文/李曙明

　　相关专题：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受贿款扶贫引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