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据《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全国村干部廉洁自律建设专项督查调研组日前分赴河北、江苏、青海、湖南等8个省，对村干部的违法违纪现象开展督查调研。这种高级别的、大范围的督查行动为近年来所仅见。随同采访的记者发现，村干部违法违纪的现象相当普遍，其中特别严重的是那些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者。以湖南和辽宁为例，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
把手”违法违纪占案件总数的90%以上，“民怨极大”。
一个人既做村支书又做村主任，权力高度集中，监督就难了。会难到什么程度呢？还从报道披露的一个例子来看。辽宁省有个徐宝文，一身兼村支书、村主任、村集团公司总经理三职。上级调查组进村查他的问题，七进七出均无功而返。村民进京上访和到省里上访共计百余次，终于惊动上级机关“排除各方阻力”，查出他违法违纪所得3124万元。
显然，“交叉任职”容易孳生腐败，不利于民主监督。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基层选举的指导方针之一就是鼓励“交叉任职”，它甚至还是“基层政权建设”的考核指标之一，有些乡镇一级政府还将“交叉任职”作为改革模式。例如，安徽省宣城市已经在乡镇一级推行这样的改革，由乡党委书记兼任乡长，副书记兼人大主席。简单地说就是党政两套班子合一，减少领导职数。
但这样一来，还怎么监督呢？最近一期《中国新闻周刊》对此有专访报道。接受采访的几位书记兼镇长说，“同级监督没有用”，“那得看我想不想接受监督”。说这话的时候，这些镇长们的同僚，包括镇的纪委书记、人大主席等也都在座，而且气氛轻松。比起某些口口声声愿意自觉接受监督的官员，这些快人快语直言同级监督没用的官员，可能更加值得信任。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制度上的忧虑。监督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权力制衡，即没有一方可以独揽决策权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村，甚至越来越多的乡镇朝着“交叉任职”的方向走，这与加强监督的要求客观上是有矛盾的。安徽宣城的政改模式，以及类似的湖北咸安政改模式，都强调党政合一是为了使执行权集中。但是事实上，被集中的是决策权。
同级监督没用，还导致摩擦，损失效率，地方政府自然会倾向于能够提高效率的“交叉任职”。他们同时相信，监督还是要自上而下地来。然而我们都看到了，最基层的“村官”问题，居然要中央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派出督查组，这成本该有多高？上级调查组“七进七出”查不动一个村干部，监督与反监督之博弈是多么的力量悬殊。
如果体制内的横向监督无效，自上而下的监督可能有效但成本高昂，那么我们应当考虑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在这个路径上，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试验值得引起注意。
这个试验的做法是，在重大决策之前召开“民主恳谈会”，由政府官员、专家以及自由参加的公民(或公民代表)讨论和交流相关信息和意见。整个讨论强调的是平等、交流与协商。据温岭的官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介绍，他们的这种改革，重点在于塑造新的政策过程，在于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环节，从而提高了决策在民众中的认同程度。
温岭的试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尽管这种试验还需要假以时日做更多观察，但它强调了将更多的决策权与监督权赋予公众，这个思路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比起那些“从娃娃抓起”、“从枕边人抓起”之类的“反腐”措施，让公众参与决策，才是更为严肃而有前景的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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