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义人丛飞”无偿捐助的价值

　　作者：孟雷

　　丛飞，36岁，出生在辽宁省大洼县一个贫困家庭。作为一名职业歌手，丛飞以唱歌为生，惟一的“职务”是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是一份没有薪水的社会工作。10年来，他为社会进行公益演出300多场，义工服务时间达到3600多小时。他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受捐助的各地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丛飞的胃病已有6年历史，因为要挣钱给他数

目甚大的受捐人交学费，他一直舍不得花钱治疗。两个月前，他被诊断为晚期胃癌。他没有什么存款，他的家庭很清寒，他的太太正怀着他的孩子。在治疗期间，丛飞说：“当我不行时，把我的眼角膜和有用的器官用来救治别的病人，剩下的遗体也捐献出去，用来进行医学研究。”

　　在我们感佩于他的纯粹和高尚时，同时也听到很多声音在说，“这不是个正常人”，或者“他肯定有企图”。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不论在中西方的社会发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和际遇都不胜枚举。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与我们太不同了。我们在拒绝由“偶像”支配我们思想的同时，往往在行为上伴随着怀疑与否定所有的义举。似乎我们洞见事物本质的理性能力大大提高，诸如无私、奉献、博爱这类东西只成了必须被撕去的伪装，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人爱别人甚过爱自己”。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人，他们抱持着这些我们所不再相信的东西，孤寂却又代代不绝地出现，游离于讲求成本、回报的“普世价值”之外。几乎所有这些人，他们的生命都充满着“受难”的色彩，譬如卖血供养藏族孤儿的地委书记孔繁森，譬如一辈子与最脏最臭的病苦穷人在一起的特蕾莎修女，譬如靠乞讨、抽自己耳光吞钉子吞毒蝎讨钱办义学的“义学症”武训。他们有的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有的出于虔诚的宗教情怀，有的是既不知政治也不知“上帝”的乡下乞丐，但都在做着常人所不能的事情。信也好不信也罢，他们坚持一生的义举就是他们的行为企图，他们的企图就是能做更多这样的义举。

　　年代久远已不太被人记得的武训，七岁丧父，乞讨为生，大字不识。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人，却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痴如傻地要办义学。他身份卑贱、一无所有，20多年里“且佣且乞”，走遍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每天一口剩饭求个活命，却一点一点地攒了数千贯钱。他不讨媳妇不要儿孙，在1888年将这些钱在山东堂邑柳林镇东门外办起一所义学。然后，长跪不起请来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长跪不起请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吃住学都由他供养，不取分文。

　　学校开起来，他仍然做他的乞丐，平时常捡烂菜根、芋头尾充饥，却将积累下来的钱用来办学；他甚至不惜作践自己，通过像吞食砖瓦蛇蝎和让无聊的看客“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的办法，来赢得施舍资助。因其矢志办学“如发臆症”，得了个“义学症”的诨名，清朝政府为褒扬而授以他“义学正”的名号。而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先生想离去，他长跪不起，学生不用功就对着学生长跪不起。他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着低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给他的身体落下了病，可他舍不得花钱看医生，一次他从坍塌的房屋中拣到几颗发霉的药丸来服食，结果中了毒。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病卧临清御史巷的义学檐下，他自知不起，拒绝花钱请医生治疗，也不吃饭，每天只喝几口清水。他为一个梦想固执地坚守一生，最后的报偿就是在耳边朗朗书声中含笑而逝。他终年59岁，死时仍然是赤条条一个乞丐身。

　　上世纪40年代，36岁的女修道院院长特蕾莎离开修道院，以一个普通修女的身份来到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开始为那里的贫民服务。她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办起了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唾弃的人；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她为快死的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在这样的生活里，她工作到死。

　　这些义人，用一生做着他们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虽然生前或者身后也充满了拒绝、怀疑和讥讽。在武训死后70年，在当年他乞讨办起的学校里，他的遗骨给掘出来然后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泼上煤油烧成灰烬。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在特蕾莎生前，她也自嘲：“如果你做善事，人们就会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而且，她也被批评为从来没有想过造成这些贫病的根本社会原因是什么。同样，很多人也怀疑孔繁森这样的“大官”，怎么可能要卖血养活藏族孤儿，他的企图是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们的义举总是伴随着怀疑和讥诮，而且这些讥讽怀疑同样落到其后的义人身上。

　　所幸的是，这些怀疑和讥诮，从来没有使义人不再出现，他们仍然会是维系我们向善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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