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邯郸市长的93项法定权力

　　□本报记者 徐彬

　　“多少？我只有93项权力吗？”

　　王三堂对这个数字略显惊讶，他是河北邯郸市市长，这个在许多百姓眼里要“掌管全邯郸所有事务”的一市之长，经过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逐项清理，最后却只保留了93项法定

权力。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市长，全市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管。这个数字，比原先预期的要低。”8月15日，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事实上，市长的权限只是邯郸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在此之前，邯郸市政府已经把所属57个行政部门初步清理出的2084项权力，连同每一项权力的使用流程图公之于众，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邯郸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公开政府行政权力的城市。

　　邯郸此举，试图打造一个阳光政府，真正把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置于阳光下，最大限度地遏制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

　　针对巨贪案的反思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幕后设计者，并非出自邯郸，而是2001年赴任的河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张毅。在其上任次年，亲自查处了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案，受贿金额是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地贪官之首。

　　邯郸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周文夫回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每提起李友灿的涉案细节，张毅都唏嘘不已。

　　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李友灿利用手中的进口汽车配额审批权疯狂受贿，最多的一次竟然高达1640万元，“他只收现金，这些钱装满了16个大旅行包，他像搬运工一样亲自搬运，汽车后备厢放不下，剩下的就放到后座上，整整拉了三趟。”

　　由于钱数太多，体积太大，李友灿不敢堆放在位于石家庄的家中，于是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平时并不住人，专门堆放现金”，他本人则亲自开车，一趟又一趟，像搬苹果一样把这些钱搬到北京。

　　李友灿事后交代，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去北京的这套房子，不干别的，就是数钱，“数到心满意足了，再把钱袋封好，关紧门窗返回石家庄。”

　　“整个人都扭曲了，金钱的奴隶啊！”在很多座谈会上，张毅都发出如此感慨。

　　而最让张毅吃惊的，是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然没有人知道他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他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不向领导汇报，也不经过班子研究，自己就悄悄办了。”

　　在李友灿案之后，一起“金额很小很小”的案件同样引起张毅的深思。一个副厅级干部给一个贫困村找来了10万元扶贫款，可是最后实际到村账面上的只有3万元，其它7万元被拦截了，这个干部自己就弄了5万元。

　　“张毅书记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权力不公开，暗箱操作，从而给官员以权谋私的机会，也给了官员犯罪的机会。”周文夫说。

　　干部究竟有多少权力？群众知道不知道？领导知道不知道？能不能互相形成监督？经过反复调研，一个思路在张毅的脑中逐渐成熟：从清理权力入手，然后公开，再完善运行机制，最后还要实施有效监督。

　　为什么是邯郸

　　去年11月底，张毅再次来到邯郸调研。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让其他人感觉“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课题：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可行性研究。这是一个比后来实际试点工作涵盖范围更广的课题，不仅仅是政务公开，还包括党务公开。

　　“在座谈中，张毅问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周文夫说，“他指的是让邯郸先做这件事，我说有。”周文夫的理由是，这不仅仅是领导布置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邯郸有这个实际需求。

　　曾经在河北占据“很高政治经济地位”的地级市邯郸，近年来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周文夫说，邯郸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引进人才和技术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个过程不可能顺利实现。

　　对此，周文夫颇有感触。一些公务员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态度恶劣，业务不通，而“吃、拿、卡、要” 样样在行。“这是办事的环境吗？你多吃客户一顿饭，就可能跑掉一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的大项目。”他说，“推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不正符合邯郸优化环境、加快发展这个内在需求吗？”

　　张毅当场拍板：“好，有积极性的话，你可以先做试点。”

　　一个月后，在河北省纪委第6次全会上，正式部署了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邯郸被选定为河北惟一的试点城市，试点初期，先考虑公开政府行政权力。

　　“市里专门成立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局下面，”周文夫说，“这也有利用纪律手段推动这项工作的涵义。”

　　今年4月，市直65个行政部门先自行清理自身权力，然后汇总向市政府法制办申报。法制办的7名工作人员则“24 小时办公”，他们依据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逐项核对，“符合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撤销。”

　　法制办副主任李铁良说，他们至少查阅了4000部法律法规，经过三轮审核，一个包括384项行政许可权、420 项非行政许可权、521项行政处罚权、25项征税权、18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权的权力清单终于浮出水面。

　　这就是邯郸市大大小小官员们的权力家底。

　　“感觉既轻松也不轻松”

　　在这次权力梳理中，对市长王三堂限权无疑最具标本意义。

　　李铁良说，邯郸市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市长的管理范围之内，按照传统的理解，他们的权力也就是市长的权力。而事实上，市长只负责市政府一级的事务，更多的职能应由各个职能部门自行处理。

　　根据市办公厅统计的数字，“需要和市政府打交道”的部门和单位一共有73个，他们最初报上来136项权力。法制办依据“是不是必须由市政府来行使”的原则，在第一轮审查中便砍掉了20项可由行政部门自行处理的权力。

　　随后，在第二轮复查中又撤销了24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权力，例如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市政府上报的“降低或缓缴住房公积金审批”权力，并不是市政府一级的职能，而应由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来行使。

　　也有漏报的个例。法制办工作人员查阅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发现，责令污染企业停业、关闭的，应由各级政府决定。法制办据此增加了一项市长权限。

　　王三堂市长权限最后被定格为93项，另外，还有10项涉及

　　邯郸市政府一共一正七副八位市长，经过清理，常务副市长赵国岭有16项行政职权，宋春婴副市长有15项行政职权……权力最多的副市长有22项，而最少的仅7项。

　　王三堂坦言，清理后的权限比预期的要少，在工作量上感觉要轻松一些；但同时感觉又不轻松，压力感和责任感更强了，因为“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对政府实行监督，这就促使政府要更加慎重地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要比以前更加慎权”。

　　而权力重新界定之后，职责更加明晰，“比以前更清楚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哪些应该管到什么程度。不该管的要去掉，该管而以前管的不到位的，要把它进一步管起来。”

　　这个结果，似乎已在邯郸市委书记聂辰席的意料之中。他也曾经当过市长，对于这样的尴尬并不陌生：有很多事别人找到你，你不去办别人对你有意见，你要去办似乎又有些不妥。而现在权力界定后，类似这样的棘手难题将不复存在。

　　“真正到了(市长)这个位置上，是愿意把很多事情分解出去的，交出去可以减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利于化解矛盾、疏通关系。”8月12日，聂辰席对前来采访的包括本报在内的几家媒体说，“我相信市政府的领导都认为它是一件好事。”

　　透明运行试验

　　在清理市长职权的同时，另一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为市长的每一项权力绘制流程图。

　　相关的试点工作从今年5月1日就已启动，此前，建设局、规划局等8个重点权力部门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

　　“以前规划局最容易腐败的环节是不及时受理客户的报件，为的是索取钱物。”规划局副局长时长煜说，“现在是人必须跟着程序走，逾期不办电脑就默认通过，而且事后一旦出事还要追究当事者的责任。”

　　在规划局，报件、受理、审批、发证，规划管理信息系统预设了每一个环节的办理时间期限，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签署审批意见，期限临近将亮黄灯警告，逾期仍不办理则亮红灯，而红灯的次数将直接和年终考核及竞争上岗挂钩。

　　规划局特别采用的这套规划管理信息系统，还具有不能删除重写的功能。每一环节负责人的意见都忠实地记录在计算机中，审批意见一旦录入便不能更改。没有谁敢去冒险，“所有的事情都摆在台面上。”

　　“权力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市政府一位官员认为，“在这次透明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些事例颇有意思。例如有的单位为了私设权力，竟然编造法律依据，或随意增加审批程序，也有的单位为了瞒天过海，原本有100多项审批事项，竟然瞒而不报。”

　　如果说清理权力是为了弄清楚具体的范围，那么画出权力流程图，则是为了监控权力的具体运行。

　　“一个流程图，能否给权力套上‘缰绳’？”外界对此颇多质疑，对于此，市委副书记周文夫认为，这些措施“肯定不是摆花架子”，是政务公开的继续，是加强民主监督的重要举措，但最后能取得多大实效，“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外界专家看来，邯郸试验并没有改变现行的权力运作机制，因而其作用无疑不应无限放大，但它的价值在于，完成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基础工作，“一直在说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却连到底有哪些权力，却都不清楚。”一位专家说，这项基础性工作在运作过程还可以继续完善，在此之上可以进一步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是否授权、权力来源是否合法，是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北京一位政治学者认为，“需要提醒的是，邯郸的试验成果，应当通过人大立法的途径，将其巩固下来，这样才具有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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