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点由“崇高”向“公民”转移

　　——访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东教授

　　□本刊记者 文 平 发自郑州

　　2005年8月8日，就读于英国约克大学公民教育专业的王妍，给中国第一个公民教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公民教育 研究中心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正在写作“中国报纸对公民教育之

影响”的她，盼望从该中心获取一些有利于毕业论文写作的材 料。

　　自2004年元月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的网站开通以来，访问量已突破7万次。对于一个以公民研究为议题的非公共性 学术网站来说，委实惊人。浏览过该网站的一位“圈内人”认为，来自欧美、日本诸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网民，之所以频频 光顾这个并不出色的网站，唯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唯一性”。据称，在中国大陆，该中心是唯一受到官方认可的该类别 的研究机构。2005年5月下旬，教育部一位副部长级官员亲临郑州，为该中心接牌。观察家将之理解为中国官方最高级别 的认可。此举表明中国政府对公民教育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积极姿态。

　　8月19日，本刊记者专访了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东教授。

　　连升三级的缘起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依照我们的习惯思维，这样的中心一般应该设立在北京。教育部为什么同意在郑州 设立该中心？我们注意到，你们成立中心的时间是2001年12月，但教育部批准的时间却是3年后。其间究竟经历了怎么 样的过程？我们说，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那么贵中心的最终成立是否也不例外呢？

　　王东(以下简称王)：3年间，我们中心一路高升，从“校级”升格为“省级”再升格为“国家级”。我认为，关键 原因在于我们中心的出现顺应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大趋势。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这个概念在21世纪初正式以中央文件突 出显现，预示着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点已从以往的“崇高”道德教育向公民道德教育“转移”，社会教育标准走向的变化，启示 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基础性教育工作做起”的思考，而公民教育恰恰是全社会的基础性教育工作。如果说缘起，这 就是缘起。两个月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中心。批准者就是我们郑州大学，它的定位就是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日后的情势，证明我们的判断是精准的。

　　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考。民主政治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公民 意识教育，提高公民民主法律素质。加强公民教育，启发公民民主觉悟，确立公共生活观念，营造法制环境是中国实现法制化 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既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运作。一年后，河南省教育厅组织专 家论证，我们中心就由“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变成了“省级”。同时我们上报教育部，申报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

　　2004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写入中央文件。我们认为，加强公民教育也是坚持以人为本 ，开发公民自身潜在的能力，提高公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说，公民素质是国 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都比较薄弱，这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 迫切需要开展公民教育研究工作。所以，当年冬天教育部组织专家论证审核通过，批准我中心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省级”变成了“国家级”。

　　教育部之所以把这个中心放在郑州大学，基于一个共识，那就是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这个选题好，在全国具有 唯一性，具有好的发展前景。

　　如果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中心的最终成立，一是这个选题符合党中央关于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 针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趋势；二是这个选题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其他任何高校都没有提出这样的申报课题。

　　从民族文化以外寻找配合力量

　　《南》：据悉，河南省开展的以伦理、心理、生理教育为主体的“三理”教育是由贵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而起，你们 在调查中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当下，河南官方界定的伦理教育的内涵与公民教育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否将 公民教育与素质教育、德育教育等同？

　　王：我们对河南省青少年“三理”教育状况开展调查研究，是河南省负责精神文明建设机构委托我们做的。调查显示 ：81%的社区和村镇“从未举办”有利于培养儿童良好品德的活动；超过1/4的学生涉及网恋；1/5的学生认为奉献精 神不再需要；20%左右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问题；43.7%的学生回答没有接受过青春期卫生教育等等。总之，调查 显示青少年“三理”教育工作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我想，公民教育是一个大概念，它以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为宗旨，既涵盖了德育教育中民族精神教 育、道德文明教育等精髓；也涵盖了政治教育中的权利义务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等核心内容，还涉及人的德智体美劳等素质要 求的方方面面教育。几个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

　　《南》：2005年6月上旬，您去香港出席了国民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并与香港方面商定在中国大陆联合举办公 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您认为大陆目前在公民教育方面和香港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存在什 么样的异同或差距？如果有差距，应该如何弥合？

　　王：当时我应香港特区政府公民教育委员会邀请，出席该会并作了题为《论民族精神教育与公民教育相结合的历史必 然性》的发言。

　　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虽然香港回归8年了，但是香港和内地的思想交流还是非常薄弱的。我从回答与会者的 提问中看出，香港民众不了解内地的政策和发展状况，甚至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提出，鉴于香港150多年的英殖民 文化统治的实际，在公民教育方面应该侧重于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增强中国公民的意识；而大陆内地的公民教 育则应侧重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中薄弱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教育内容。

　　我认为公民教育以培养公民的民族意识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为首要任务，以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的 始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路不能仅局限于民族文化自身，而应从民族文化以外寻找配合力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种力量就是公民教育。

　　《南》：教育部副部长在贵中心演讲时说，公民教育的中心问题是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不仅是 正规教育，也包括非正规教育，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贵中心公民教育的重点在哪？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你 们打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又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

　　王：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是实现小康社会最现实的举措。公民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弘 扬民族精神。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科学文化、身心卫生等素质，必须创新和建立现代公民教育体系。提 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都要关注的课题。

　　香港的公民教育体系是公民教育委员会、民政事务局和教育统筹局分工合作的教育体系，教育统筹局负责学校公民教 育，民政事务局负责社会公民教育，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统筹规划公民教育方案。我想这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公民教育体系。

　　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视角是全社会的公民教育问题，以尽快提高中心参与国家、地方重大决策的能力。 我们有个十年规划，譬如，我们会翻译介绍别国公民教育的经验，并调查分析我国公民素质状况，探讨提高公民素质的对策。

　　《南》：曾经，公民教育似乎是一个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今教育部的领导却出席了贵中心的揭牌仪式。您认为这 是一种怎样的变化？

　　王：之所以曾有人对公民教育讳莫如深，那是对公民教育理解上的偏差所致。公民是国家的个体基石，公民教育对公 民个体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是一个必备的先决条件。中共执政以前领导动员民众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执政以后继续为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依靠公民的民主觉悟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显然，公民教育是振兴中华最现实的举措，也是解开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世界上许多现代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共同选择了公民教育，这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我国的思想教育必须 和世界接轨，培养具有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创 造性精神、具有团体精神和祖国民族意识的好公民。我国的思想教育和西方的公民教育在内容上有许多是相通的，在方法上也 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南》：您如何描述中国公民教育的百年途路？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未来前景如何？

　　王：20世纪初，民族的有识之士为了让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在五四运动中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西方的民主、科 学精神唤醒民众，实质上就是中国公民教育的一种探索。但这次探索的偏差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挫伤了民族传统 文化的元气。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继承五四精神的同时必须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公民教育。在我国进行公民教育，决不能忽视民族 文化的影响而照搬西方模式，况且西方各国的公民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寻求推 进我国公民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可以说，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中国公民教育，以实现民族精神教育与公 民教育的结合，不仅是一个视角、思路上的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实现祖国富强的一种实际需要。

　　尽管当前我国公民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相信它的未来可以用“无限光明”形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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