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为北大招生辩护：这不是性别歧视

　　媒体思想之鄢烈山专栏

　　北大外国语学院“小语种”招生中为男女考生设置不同的分数线，经《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后成为一个公众话题。我是从网上看到的新闻标题，其倾向性十分明显:“北大招生涉嫌性别歧视……”报道者采访的三位专家教授都对北大的做法表示谴责，“违反(北大)传统”啦，“没有男女平等的人权意识”啦，够严厉的；北师大的王英杰甚至呼吁教育部出面

干涉，并暗示考生诉诸法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一度猜测: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女生吗？被选择发言的三位学者是家有女孩吧？因为我家有个“男生”，我曾对偏重死记硬背功夫的应试教育导致的女生考分优势忿忿不平多年，虽然儿子现已摆脱中国的升学考试，但我心中的旧恨难消。

　　所以，读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昨天的专栏《北大招生男女有别，不仅仅是歧视问题》，心里还是不爽。尽管郭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比上述专家学者的态度温和得多，对北大的做法表示了很大程度的同情性理解，但他的标题还是承认了男女分数线有别“是歧视问题”，文章中又说这样设置分数线“确实有违平等”。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在小语种招生中(以及在某些别的特殊专业)这样做，根本就不是歧视问题，也不关涉男女平等，而是高校运用那点可怜的招生自主权，从实际出发做的一件无可非议的事。

　　首先，制定和施行某项社会政策和标准时，向弱势群体有所倾斜，不仅不违背平等精神和公平、公正原则，恰恰相反，是追求平等、公平、公正的必由之路。几十年来，我们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向女性倾斜，规定妇女干部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这违背男女平等原则吗？看起来违背，实质上不违背。因为妇女的历史地位低，从前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平均文化水平不如男性高，这样优待女性正是为了有利实现男女平等。几十年来，我们的大学招生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学生可以比汉族学生低许多分，这是民族歧视吗？没有人认为是。只有招生指标向北京人这样的强势群体倾斜，才是违背公平原则的。

　　那么，现在男生在中考、高考中是居于弱势地位吗？是，肯定是。前几年我儿子还未上大学，我很关心高考信息。但见广州市每年高考的“状元”，绝大多数是女生，我就断定这对我们男人太不公平了。当前的这种强调循规蹈矩的教育、偏重于死记硬背的考试，显然更有利于女生，这与女性长于记忆的先天生理优势有关，也与女性比较“安静”的后天习俗熏染和角色期待有关。无论如何，是教育模式和考试方式有问题。

　　王英杰说，尽管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增长了两倍，占学生比例的总数从38.31％上升到43.95％，但接受高等教育的男生比例，从整体上看仍高于女生。王英杰说的是3年前的数据，如今肯定又有了变化，男生女生恐怕各占一半了。可是，请注意，中国的农村人口还是大头，而很多农村家庭在财力不堪负担的条件下，总是选择确保男孩升学而让其姐妹为之牺牲的。也就是说，只有男生在中考、高考中更多地被淘汰了，才实现了如今高校的男女生之比。我这样讲只是想证明，男生在死记硬背教育模式中应付当下的所谓标准化考试是吃亏的，确实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录取时向他们适度倾斜是合理的，乃至必要的。

　　其次，高校招生享有适度的自主权，有权从实际出发制定某些招生标准。在正常情况下，高校应有招生自主权；如今腐败无孔不入缺少制衡机制，所以我们暂不认可高校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但只要程序公正，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也不能不给予自主权的(120％的投档比例就是给学校留的机动余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男女按1:1分别划线录取，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谁都知道播音员与主持人出场是一男一女搭配。在这种情况下，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绝对化，谁都知道是违背自然的极端愚蠢。同理，像北大的小语种，以后要从事外交事务，难道就没有必要考虑男女比例吗？如果与那些“小语种”国家办外交的都是女人，她们是代表女儿国还是代表中国？

　　依此类推，在外语等专业适当降低男生的录取分数，就可以在采矿、地质勘探、机械铸造、船舶修理等专业，适当降低女生的录取标准，以吸引女生报考。问题在于，女生是否适合、是否愿意从事这些专业？可能这类企业基于自身利益本来就不欢迎女生，女生也不愿意做“铁姑娘”与男人比体力了。否则，报考这类专业的是否也要大叫“性别歧视”，责问为什么要优待女生了。

　　毫无疑问，社会上是存在性别歧视的，这种性别歧视也可能延伸到大学招生中，因为学校要考虑毕业生的就业率嘛。在中国，反歧视包括反性别歧视，还有很多事要做。然而，我们不能草木皆兵，更不能该反的不去反，不该反的起劲嚷嚷，比如对北大这个“小语种”招生的所谓性别歧视问题。

　　我多次写文章批评过北大的学生和教师，这回我要为他们大声辩护。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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