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史学宗师

　　100号楼，建于1926年，原为心理学院附属实验中学校舍。后历史系长期在此办公，20世纪80年代才迁往文科楼。

　　历史系是复旦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25年正式成立，时称史学系。抗战期间，史学系随校本部迁往重庆，1938年春改为史地学系。1949年，暨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复旦，改史地学系为史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组成了复旦大

学历史系。

　　翻开历史系档案，我们会发现在院系调整前，历史系就已经拥有享誉学界的一代宗师，如周谷城、顾颉刚、周予同、姚名达、方豪、陈守实、邓广铭、蔡尚思等等。著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闻名遐迩的地理学家任美锷也先后担任过系主任。1949年后，又有谭其骧等杰出学者调入。

　　亲身参与历史的历史学家

　　编者按：他们是严谨的史学大师，用掌中笔书写青史。他们是复旦园的儒雅学者，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同时，他们也用亲身行动，写下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片断。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原名毓懋。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45年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辞海》副主编等职。长期从事中国经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经今古文学》、《经学历史》、《中国历史文选》，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周予同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读三年级……

　　火烧赵家楼

　　5月4日上午，北京各校派出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联合会议。到会的有数十人，我是高师代表之一。大家讨论了游行示威的进行办法，决定散布“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口号。

　　午后，各校示威队伍前往天安门。当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以后，一些同学便忽然高呼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去，马上得到一片赞同。到了那里，曹家的朱红大门已经紧闭，我们打算爬墙进去，可是由于宅子的围墙相当高，没有成功。盛怒之下，同学们纷纷将写有“卖国贼”字样的白旗隔墙抛进去。扰攘多时，北京高师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把曹宅大门右侧一个小窗的木门，一拳打开，爬进去把大门打开，于是群众蜂拥而入。

　　群众冲进去以后，五四那天的斗争便演出了高潮的一幕。曹家的院子并不太宽广，立即挤满了学生。院子里停着曹汝霖的汽车，我满怀愤怒一拳把车窗玻璃打碎，自己的手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其他同学高呼口号，也有许多人用拳头打汽车来泄愤。

　　入门前传说曹、章、陆三卖国贼正在曹家开会。我们立即涌入内宅搜寻。冲进客厅书房，没有看见人影，就闯入上房卧室，也无曹贼踪迹，打开台子的抽屉，也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哪里知道，曹汝霖就躲在两间卧室夹层中的箱子间里。我们找不到几个卖国贼，便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同我一起把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信件，点起火来。大火实际上只蔓延到曹家东院的几间房子，很快便被扑灭了。事后，关于“火烧赵家楼”的起火原因，传说纷纭，有说是走电失火的，有说是曹家家人想趁火打劫而放的，有说是学生放的火。大凡支持或同情学生的报刊，都倾向于前二说。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免遭反动当局迫害，盛情可感。但事实是我们放的火，动手点火者就是匡互生。

　　(改写自周予同1979年2月《火烧赵家楼》一文)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字雄生。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9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知识广博，发表过100多篇论文，翻译过黑格尔《历史哲学》等许多名著，还编有《世界近代史》及世界史流派介绍等方面的教材。

　　七君子事件

　　王造时1930年经苏联回国。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王造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对国民党当局的恐怖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还积极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因此，国民党将王造时列入了黑名单，查封了他的《自由论坛》杂志，并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于是王造时不得不以当律师、译书为生。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公开了他的反蒋抗日主张。1935年底，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王造时在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员。“七君子”在狱中坚持“救国无罪”的正义立场，把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七君子”的被捕激起举国公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4月指使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同年7月31日，“七君子”胜利出狱。

　　周谷城(1898-1997)：湖南益阳人，生于1898年9月。1913年进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7年考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就读。1921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周谷城回到长沙，并参加了大革命的宣传工作。后历任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兼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从1942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曾经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学校教务长等职。主要论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等，还有7种译著，250余篇论文。

　　与毛泽东长达半世纪的友谊

　　早年的周谷城，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20世纪20年代，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英语，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二人同是心忧华夏，相知甚深。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谈古论今。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有一回，毛泽东在周谷城的书架上见到英文版的《资本论》三卷，就笑着问周谷城：“看这个，你不怕惹乱子吗？”周也笑而不语。自此，彼此益发引为知己。

　　抗战前夕，周谷城在上海教书，住在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一天，他教课回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他心情不免忐忑紧张，又有点莫名的兴奋。他急急地关上房门，打开报纸一看，“啊——”他惊呆了。里面竟是用复写纸写的，毛泽东寄给他的信！这是一封向全国各界人士呼吁一致抗日、建立联合阵线的信函。看完毛泽东的来信，周谷城立即找到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李达一起商议如何发动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

　　解放后，每当毛泽东去上海时，总会把周谷城请去，叙谈一番。周谷城到北京，毛泽东也不忘邀他去中南海，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促膝长谈。谈久了，到了吃饭时间，就把周谷城留下一起吃饭。喜欢游泳的毛泽东，还与周谷城常常聚会游泳池，一同交谈，一同畅游。

　　“文革”祸起，周谷城被打入牛棚。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用他那惯常的口吻，似是不经意地，却又是字字落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老朋友。

　　1976年，毛泽东逝世，周谷城悲痛不已。赋诗一首，诗曰：“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呼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哀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精彩朱维铮

　　文/李静

　　朱维铮，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教授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学者陈守实教授与周予同教授。他编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为认识和理解中国经学史的脉络，提供了入门的基础。

　　朱先生还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特别是清代以来的资料的整理和传继，这方面的研究心得，汇集为《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著作。

　　朱先生治学的基础非常坚实，而且他的史学眼光非常地宏阔，往往发人所未发。他对传统中国中世纪文明的解析，也发人深省。

　　——凤凰卫视《大红鹰讲堂》

　　“历史没有用，但有一种‘无用之用’。”

　　经学有什么用？读历史有什么用？朱维铮先生很坦白地说：“没有用。”过去，他申请科研经费，要填表，填写这项研究有什么用，表上留下很大的空白，去论证这项研究有什么用。他就写两个字：“没用”。这样，他很多年都申请不到经费。

　　但是他会补充说：“历史有一种‘无用之用’。学了历史，至少能够给人增添智慧。”朱先生一向反对拿历史研究去作“经世之用”。他认为，有许多东西看起来没用，实际上对增进人类的智慧有最大的用处。比如说，一个美国人研究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有什么用？但是它增加了人类的智慧，它是研究人类智慧的一个过程。

　　所以，朱维铮先生乐意给学生讲历史。他对历史的讲述，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往往能制造现场感，使学生们身临其境，仿佛触摸到有质感、有温度、有情感的过去。他偶尔在复旦3108教室开讲座，教室总是被挤得满满的，窗外也人头攒动，讲至精彩处，窗内窗外掌声雷动，其魅力可见一斑。

　　如果有媒体邀请，朱老师也很热心，有机会就去讲，而且十分认真。例如，不久前上海电视台请朱先生去做关于袁世凯“二十一条”的节目，这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但他每次去之前还是会让学生去图书馆借来《北洋军阀史料》，自己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确保讲述的每个细节都与事实相符。他说，要告诉大家“二十一条”究竟是怎么回事，丰富大家对历史的想象。

　　“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学术传统，只是中断了、丢弃了。”

　　不久前上海有媒体撰文称，“朱骂”也是朱维铮先生上课之特色。事实上，此说颇值得商榷。朱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导李天纲说：“朱老师的批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骂’，他的基本立场是：做学术要认真、踏实，要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

　　朱维铮先生的治学态度有口皆碑。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事实上，他生平最重要的工作是校书、理书，在校点古书的过程中了解问题，积累学问。以章太炎的著作《书》为例，用典众多，古奥难懂，在他标点之前，甚少有人读懂。他这种认真严谨、强调考据的学风，可以从其导师周予同上溯到钱玄同、章太炎乃至清代的乾嘉学派。这种作风跟过去的“假大空”、“政治挂帅”的风气，以及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是截然不同的。朱先生说：“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比不上西方，但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学术传统，只是中断了、丢弃了。”

　　朱先生还写过许多札记式的文章，不是很规范的学术论文写法，而强调短小、活泼、翔实，那是明清学者在研究时随手写下感想的遗风。李天纲说：“这样做也是有勇气的。不按学术论文的规范写，就不能拿去评奖评职称。他的文章从来没有得过奖，我要说，这是他的光荣。”

　　“朱老师在学术上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但在生活中只是一位普通而和蔼的老人。”

　　尼采曾说，用三件轶事可以勾画一个人的形象。虽说尼采做得到的我们未必行，但也不妨试试。

　　书房里的隐密珍宝

　　我曾请朱先生的弟子姜鹏用一句话概述其师，他沉思了一会说：“朱老师在学术上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但在生活中只是一位普通而和蔼的老人。”

　　朱先生旧居的书房狭小，十几平方米的空间放了两张桌子和七八个书架两万多册书。朱先生事情繁多，东西从桌上掉下来了也顾不得捡，因此书籍信件狼藉满地，上面往往有他的脚印。

　　弟子们在给他整理书房时，发现当代名家给他的书信丢得到处都是，开玩笑说：“把朱老师书房里的宝贝淘出来，几十年后就可以去文庙卖个好价钱。”可是，就在朱先生拥挤杂乱的书房中，壁橱里最隐密的角落，却有一捆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本子，那是他儿子女儿小学时候的家庭作业。

　　当面撕学生论文？

　　有媒体说朱维铮先生“当面撕学生论文”，那纯属谣传。但学生的论文交上去，他会反复改，一篇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稿，退回去的时候，上面往往密密麻麻批满意见。学生改了后交上去，他再批，学生再改，直到他满意为止。

　　也有学生论文实在达不到要求，被他劝退的。他的原则是：如果学生没有达到历史学博士的水准，就不会给你这个头衔。但也会很人情味地帮学生考虑更好的出路。曾经有一名学生抄袭文章，并假冒他的签名写推荐信给杂志社。朱先生对此事的态度是：按校规，应该开除。但是，仔细考虑之后，他建议那名学生以经济困难为理由自己提出退学，这样，档案中便不会留下污点记录。

　　花十倍价钱搬书

　　朱先生的温情不仅是对家人、对弟子。

　　2004年年底，朱维铮先生搬家，新家离旧居大约一公里远。朱先生藏书数万册，如果叫一辆大众物流的货车搬运，也就5、6趟可以搬完，耗资不超过200元。可他坚持让自己小区里看车棚的何师傅用三轮车一趟一趟将书运到新居，每趟100元钱，还让自己的弟子帮忙搬。就这样，大约运了20趟，前后耗时两个月，花的钱大约是用货车的十倍。

　　期间，有弟子不解，问他为何采用这种费钱费力费时的方法，朱先生沉吟半晌，才告诉他说，何师傅是从苏北来上海打工的，在小区车棚里隔了两个房间作栖身之所，夫妻俩一个收破烂，一个给小区看自行车兼打扫卫生、打打零工维持生计，两个孩子都在读中学，家里十分困难。弟子方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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