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峰会结束以后，会展中心对外开放，数万市民涌到会展中心参观，因人多无序，数百盆鲜花被踩坏了，进口处的玻璃门被挤破，两位老人和一名高中女生共3人被挤昏倒，参观者不讲卫生弄脏厕所，甚至还有人抢走鲜花。于是引起大家慨叹：“峰会刚开过，客人都还没走完，陋习就开始反弹了。”评论员则说“如此之快就暴露出陋习，说明市民素质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也说明当今城市建设之艰巨与复杂。”(10月16日《重庆晚报》)
有人很喜欢仅从一些表面现象，就分析出市民素质上的问题，其实未必准确。这次重庆市民参观会展所出现的各种陋习，使有的人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似乎在峰会召开前后，市民素质出现了一个“低—高—低”抛物线。这就太奇怪了：原来素质不很高，峰会期间素质很高，峰会结束马上反弹。其实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市民素质无论是提高或降低，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某个活动期间突然提高，因而也不可能在活动期间突然降低。换句话说，峰会期间市民素质表现好，是有其客观条件的，而峰会之后反弹也是有多种因素的。
对于峰会期间表现较好，我们猜想，可能与大环境有关，不仅市民主观上有主人意识，也与政府加强管理的力度有关。而参观会展的表现，除了主观的素质之外，更与有关部门的组织预案不周有关。他们也许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有几万人参观。当参观者拥挤过度时，挤坏门窗、碰破玻璃、踩坏花盆有什么奇怪？至于在厕所里随地小便，当厕所人满为患时，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并不令人意外。所以，我看不出市民素质的问题，只发现有关部门事前考虑不周的毛病。当然，个别人拿走花盆，这是无法原谅的。但是，我们原来就知道重庆还未做到“天下无贼”。
如果硬要说，在峰会前后，重庆的市民素质经历了一个“低—高—低”的过程，那正是政府工作的“低—高—低”造成的。为了迎接峰会召开，政府就搞了许多“面子工程”，如花1.5亿元搞的刷墙运动，旨在使大街上看不到乞丐的“劝导救助”运动，11条重要道路、重点部位的全天候、24小时保洁活动，出租车峰会期间不准张贴商业广告、只能贴公益广告的决定……总之，这些突击在峰会过后，有的也会立即“反弹”的。而这些“反弹”，是合法的、应该的，因为原来就这么要求的，因为峰会已经结束了，客人已经走了。难道市民也向政府学会了搞“面子工程”，峰会结束，陋习重现？这么看来，市民素质反弹与政府引导有关吧？
所以，不要简单地对市民素质下结论；不能指望市民素质会突飞猛进；政府更要明白，提高市民素质，自己应该怎么办。(殷国安，江苏东台，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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