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立新
近段时间，媒体频频报道全国各地突发的暴力抗法及袭警事件。对此，10月27日《北京晚报》报道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众普遍增强了个人意识，但这种强烈的个人意识如果没有法制观念的束缚，容易发展为藐视国家权威的行为。“社会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拒不服从管理，围攻殴打暴力威胁伤害警察，这是对公共权利的一种蔑视。”公安部
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公民权利意识高涨，争取权利的现象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按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推进法治的巨大力量，为何竟成了“袭警原因”？
袭警多发，凸显了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把这种紧张归咎于“社会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却是无稽之谈。根据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总体上尚处于觉醒阶段，远未成长到足以压制公权的地步。相反，公权的扩张与滥用，倒是个严重的问题。警察执法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屡禁不止，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件时有发生，就是明证。
因而，说“社会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倒不如说“警察的法治意识增长过慢”更准确。因为，一切公共权力的设立，无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权力的行使必须紧紧适应公民需求的变化，而非相反。近年来，随着温饱、安全等基本需求得到解决，公民对公正、自由、人权、尊严的诉求与日俱增。人们对警察的期望，不仅仅是侦查破案、维护治安，更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是极其正当而合理的要求。但警察执法的现状，却与此相距甚远。
无论如何，把“社会个人权利意识增长过快”视为袭警原因，都是一种严重的扭曲和错位。它不仅完全颠倒了权利与权力的基本关系，掩盖了袭警多发的真正根源，而且容易滋生压制权利、扩张权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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