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朱枫(图)

朱晓枫：“母亲从没告诉我她从事什么工作” 图 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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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新中国万岁”！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朱枫之女 朱晓枫 口述

　　母亲送我到台湾义勇军少年团

　　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

　　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我对母亲的全部印象。

　　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

　　我们还过了一段逃难生涯，湖南湖北地跑。后来，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和成长，母亲把我送到了台湾义勇军少年团。我在那里学习知识，参加抗日活动，在老师的影响下还悄悄地入了党。我没有受到母亲多少直接的教育和影响，但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母女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路。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我还记得我们那些话里有话的对白：

　　一天， 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

　　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

　　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

　　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在舟山被捕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在她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的多名负责人突然被捕，总负责人蔡孝干在被捕一周后叛变，供出了400多名同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台湾的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

　　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台湾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

　　这些经历，都是我后来阅读书报材料，才知道的。

　　50年代的时候，我只知道母亲牺牲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悲痛，但并不意外，因为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她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

　　直到2002年，才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并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

　　也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我结识了秦风先生。我托他代为寻找母亲的遗骸，他非常热心，前前后后来我家几次，带了记者来录影、拍照，自掏腰包帮我在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登寻人广告，我没有给过他一文钱。

　　前后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淡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

　　我只是常常想起母亲。那位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受过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

　　母亲是富家女，却没有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母亲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变卖了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无铺无座，海风一吹，冻得发抖。母亲马上跑到

　　母亲牺牲40周年之时，我见到了当年的这位同志，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姐姐是国民党特工

　　作为女性，母亲的一生，重情而且不幸。

　　她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书法师从名家沙孟海，一手字写得尤其好。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嫁给我父亲。她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疑心自己不能生孩子。她有胃病，人很消瘦。

　　后来，她跟我的朱姓继父成婚，两人虽然志同道合，但是各自为革命工作奔忙，长年不能见面。我继父还在皖南事变中坐了很长时间的监牢。母亲的一生，聚少离多，痛苦的时候远比幸福的时候多。

　　组织上选派她去台湾执行任务，除了她本人机敏沉稳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任职。她去台湾后便寄居在女儿、女婿家中。也是这个姐姐，因为怕受牵连，没有去领母亲的遗骸遗物。当然，我并不怨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选择。

　　就像我母亲与我姐姐，名分为母女，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她大概也因此做了情报工作，成为台湾保密局的人。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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