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法庭法官梅汝之子访谈：父亲是个平淡的人

　　本刊记者 杨子云

　　从青年时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新中国成立后的沉寂晚年至1973年辞世、到八十年代以来的被重新发现，梅汝的经历凝聚了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大荣辱与大悲欢。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梅汝先生的儿子梅小(王敖

)。

　　人物简介：梅汝(王敖)(1904-1973)，江西南昌人。12岁时，考取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到北京求学8年。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求学，1926年，梅汝(王敖)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斯坦福大学。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当时立法院委员，并担任多所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担外交部法律顾问。

　　访谈约在中国青年报社。

　　凭着对梅汝(王敖)先生照片的熟悉，远远地，记者就认出了素未谋面的梅小(王敖)。他的神情，酷似父亲。

　　谈话从一个细小的角度深入，我一度想规避一种宏大叙事，然而，采访到最后，我发现，这位儿子对于自己父亲的认识，清晰地对应着一位法学家及与他紧密相连的那段历史的认识。

　　“父亲生前，我几乎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父亲死后的漫长岁月，在整理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我出生那年，父亲48岁。我与父亲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记事，14岁之前，我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我们家与别人家有点不一样。三年困难时期，很多邻居家没有东西吃，患了浮肿，我和姐姐似乎都没有挨饿；在学校里读书，常常有要交5分钱或一毛钱参加看电影或者去公园的活动等，很多同学家里都拿不出这5分钱一毛钱，我妈妈似乎从来没有因此让我们为难；还有，我发现我家住的房子要比别人家大一点。具体父亲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不知道。父亲也从来没有和孩子谈过他的往事，我们也没有问过。”“文革”发生那一年，梅小(王敖)14岁，刚刚在北京五中(那时是男五中)读完初中一年级。学校停课了，他被当作有问题家庭子女，不能做红卫兵，家里也受到冲击，可他还是不知道父亲具体做过什么。

　　“1969年，我插队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当时的知青下乡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编制的，即建设兵团；一种是没有编制的，就是到农村去，干农活。我和姐姐都是后一种情形。”

　　“文革”中，梅汝(王敖)虽然受到冲击，可是，相比其他很多人的遭遇来说，是受到了保护的。他被改造无非就是打扫卫生，扫扫厕所之类的活。“我想，这可能得益于他所学的专业——国际法，身为外交部的专家室顾问，这个身份比较边缘。听母亲说， 1969年，本来是要安排父亲去干校的，行李都准备好了，突然就不要他去了。似乎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背后保护着父亲。”

　　从1969年起直到1973年梅汝(王敖)去世，作为孩子的小几乎都没在父亲身边，父亲晚年的情形他是后来断断续续听母亲说起。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是父亲逝世的时候。当天的《人民日报》有一则短短的讣告，讣告中写到这一点。1973年下半年，梅小(王敖)回到北京，进入一个街道工厂——螺钉厂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因为其实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底子，他在次年即1978年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这之后，他开始整理梅汝(王敖)的遗作和日记。“父亲的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完成了前四章，198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父亲在东京大审判时期所写的日记，大部分在‘文革’期间遗失，只剩下50多天，最近也已经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父亲生前，我几乎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父亲死后的漫长岁月，在整理父亲遗作的过程中，我对父亲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发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我读父亲的日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父亲对于自己国家不争气的痛苦喟叹，他不止一次地写道‘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梅汝(王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梅小(王敖)说自己是从父亲的遗作和日记中了解到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普通读者从报刊和网络都可见到诸多报道，有的还被写成了文学作品。他说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有的地方犯了常识性错误，“把我父亲和倪征先生(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查组成员)写成了天天在一起研讨着要如何给战犯定罪，这是一种特别不符合史实的臆想，同时容易为日本国内某些想要否定东京大审判的势力所利用。实际上，法官和检察官，是很少在工作之外单独接触的。”

　　在东京大审判时，经过据理力争，梅汝(王敖)坐在了庭长一侧，另一侧是美国法官。“关于法官席位之争，父亲不是一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当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这是因为他个人的坐席，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在东京期间，梅如曾两次回国述职。梅小(王敖)听母亲说，父亲每次回来都是忧心忡忡，法庭内外种种势力的较量，使得梅汝(王敖)无法放松心情。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整理相比，梅汝(王敖)在东京写下的日记使得儿子得以深入父亲的内心。

　　据梅小(王敖)介绍，父亲的日记，只存留有1946年3月20日刚刚抵达东京到开庭后的5月13日短短50多天的记录，短短5万余字，日记后面写着转入另册，可是另册找不到了。

　　“我读父亲的日记，感受最深的是父亲‘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的喟叹，他不止一次地写道‘中国还得争气才行！’8月号的《博览群书》登载了一篇署名文章，对父亲的日记做了评议，标题就叫做《中国还得争气才行》。这篇文章写得要比我讲得好，建议你找来看看。”

　　“父亲的日记有很多他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日本街头看到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并不像报纸宣传得那么差，日本人并不是像日本报纸宣传的那样面黄肌瘦。倒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旋即又陷入内战，情况比日本更加糟糕；另外，父亲日记还记下了他对于美国政策的怀疑。美国政府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而中国，随着内战爆发，眼看着蒋介石大势已去，而美国把毛泽东是列入苏联阵营的。这促使美国要改变对日本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不考虑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

　　“父亲还把自己读到的好文章剪贴下来，寄给国内的朋友。有一个美国政论家撰文警告美国，要美国警惕日本的崛起，多关注亚洲工业幼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父亲几乎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录，还寄给他的朋友，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批注说‘此文深获我心’。在今天看来，父亲当年的诸多担心并非多余。”

　　采访结束后，记者上网搜索梅汝(王敖)日记。他写道：“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他每天读报，但报上似乎总是没有让他高兴的好消息。“翻来覆去尽是些国共东北争夺和物价不断飞涨的消息”，“上海的煤已经贵到四十五万元一吨！”要不就是如“饥锇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在发动中”这样醒目的中国新闻。“这些新闻看了真叫人泄气。身处外国的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更可叹的是，国内战事不止，竟至于要美国马歇尔返华调停，报纸上刊出大字加以报道：“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自己的事要人家来干涉，这如何说得过去……”、“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

　　这是一名代表正义与胜利的国家的大法官、一名法律理性与民族情感交织于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世界欢呼胜利而国事日趋蜩螗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心情。

　　“如果以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为参照，我父亲没有受太大的罪。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晚年的他，内心是孤寂的。”

　　据梅小(王敖)介绍，他的父亲和母亲是比较旧式的婚姻，是抗战时在重庆结的婚，是晚婚，生育也很晚。母亲是江西九江人，由于大舅在上海邮政局工作，靠大舅资助，他母亲得以到上海启秀女中(一个教会学校)读完中学。毕业后，她在邮政机关任小职员，抗战爆发后随着机关迁到重庆，经人介绍和梅汝(王敖)认识。

　　我的父母亲于1945年结婚，结婚后母亲就做了家庭主妇。父亲出任法官去了东京之后，母亲就回到上海，后来不知怎么又定居到香港，解放后，母亲随同父亲来到北京定居，生下姐姐和我。母亲很少和我们说起与父亲的往事。而且，我母亲也从不见记者，从不和记者讲起父亲，父亲只在她自己的心里。

　　父亲的晚年，在“文革”中虽然多少受到保护，可他的内心是“孤寂”的。父亲还不到花甲之年，可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消逝。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法学，解放前学习法律的人大多被视为旧法人员，在被打倒之列。梅汝(王敖)托了学习国际法的福，被分配在外交部的专家室，算是受重用的。梅汝(王敖)曾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文，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我家里现在还有父亲学习俄文抄写俄文单词的一个小本本。还有少量苏联法学教材，书里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在“文革”的一份“检查”中，梅汝(王敖)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而已。”其实，个人的小环境还是不错的，起码在物质上。

　　“如果以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为参照，我父亲没有受太大的罪。但他的学科没有了，他的学术没有了。加上不时会听到朋友熟人中‘某某被打倒了’或者‘谁谁又自杀了’的消息，其心情可想而知。”

　　有研究者曾这样评价：“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一旦中日关系出现“问题”了，他就会被邀请出面撰写文章；而中日关系“良好”时，他的名字就很少被提及。

　　1961年，应邀写下《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虽然此文只在内部出版物上发表，虽然他自己在1957年以后的处境并不美妙，可他还是在文章中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其他残暴罪行，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的工作。日本最近已经出版了一部《原子弹灾害白皮书》……这本书对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从各方面做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学的分析，并且精确地肯定了一直未能肯定的两地遭到杀害的人数(计广岛20万，长崎12万，共32万)。日本学术界的这种调研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部书的教育意义将是深远的。遗憾的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被杀人数比广岛和长崎的总和还多的暴行，我们只是在西洋人提姆伯莱(今译田伯烈——笔者注)的《日军在华暴行纪实》和施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里看到了一些零星片断的、不完备、不全面的记载，我们自己则从未出版过这方面内容的书籍……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今天，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这个缺陷似不应不亟谋补救，亦不应以此类调研有困难、无急需或不愉快为理由而淡然置之。

　　随着时间的流逝，见证者的相继辞世，在40多年前发出的呼吁，也许将罕有回声了。

　　“母亲常常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的父亲只是比较幸运而已，作为抗战的幸存者，又有机会代表国家和民族参与一件伟大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地在很多场合被人记起。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原计划写七章，只完成了前四章，这四章写于1962年9月到1965年7月。1966年6月动乱开始，他所有的文稿都被当作“罪证”没收，剩下三章的写作就中断了。“当时的斗争很复杂，我父亲这种边缘人，到后来就没人管了。父亲便以‘做检查’、‘自我批判’为由，相机索回了已经誊清的前四章底稿。这半部书的出版，要感谢法律出版社的一位老领导蓝明良先生，当时我对他说，这本书还没写。蓝先生说：‘就是半部，我们也要出版。’”那一年是抗战胜利40周年(今年，法律出版社再版此书)。

　　“今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日记；眼下还有一部以东京大审判为主题的电视剧正在拍摄中，据说是台湾演员刘松仁饰演我的父亲。”梅小(王敖)说，少年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平淡的人，而在深入了父亲的心灵世界之后，他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自豪。而母亲给他的教诲则是“你们的父亲只是比较幸运而已，作为抗战的幸存者，又有机会代表国家和民族参与一件伟大的事情。”

　　作为名人的后代，梅小(王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财富可概括为四个字“爱国，敬业”。

　　(所有、梅小后面均特殊字“王敖”)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