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被放鹰的流浪儿童：未成年人成为盗窃工具

　　被“放鹰”的流浪儿童

　　文/唐海娟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未成年办案组的一员，在一年多时间承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中，面对上百万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我更多

地感受到了痛心。

　　流动儿童成盗窃工具

　　近一年来的办案经历，使我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各种形式和原因有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然而，2005年4月份开始，一系列由成年人以“放鹰”方式利用未成年人从事盗窃活动的犯罪集团的出现，让我有了新的困惑。

　　所谓“放鹰”是该类盗窃团伙的一种行话，指的是其从事盗窃行为的方式，具体而言，由一人或两人(一般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在前面跟随过往行人或骑车人，窃取其背包内或上衣兜内的手机、钱包等随身财物，另外一人或两人(一般年龄稍长，在十六至二十岁左右)跟随其后，做“放鹰人”，替行窃人打掩护、转移赃物。

　　另外，由于这些小孩大多不是自愿从事盗窃活动，有的甚至是团伙的老板买来或租来的，因此，这些“放鹰人”还负责看管行窃的小孩，防止其逃跑。晚上回到暂住地，“放鹰人”就会把一天盗窃所得的赃物交给盗窃集团的老板，由老板负责销赃。

　　该类盗窃集团一般有较为严密的组织。“老板”，也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负责纠集、组织团伙成员，并对其进行分组、管理以及销赃，为其成员提供食宿。有时还负责给新找来的孩子“培训”盗窃技巧。有的老板甚至亲自上阵示范，背上背包，让新手练习。

　　在“老板”之下，所有的团伙成员一般分为几个相对固定的小组，三四人一组，包括放鹰人和具体动手行窃的人，每天朝九晚五地出去“上工”，甚至每天都必须完成老板给规定的“定额任务”。

　　这样，一个个集发展成员、传授犯罪方法、行窃、掩护和销赃一条龙的盗窃犯罪集团就形成了。这些盗窃集团作案频繁，有的甚至能够一人一天盗窃得手7起。在北京市，他们从海淀区学院路偷到德胜门，从德胜门偷到马甸桥，再到朝阳区

　　他们没有未来

　　在一个个类似的盗窃集团中，虽然那些所谓的“老板”，其可恶、顽固之处常常让我恨之入骨，然而，最让我痛心的还是那些受他人指使从事盗窃活动的未成年的孩子。

　　我国刑法规定，追究盗窃罪刑事责任的年龄界限是16岁。那些“老板”正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利用未满16周岁的孩子替他们行窃敛财，自己则躲在幕后，坐收渔利。

　　这些孩子就算被抓了，只要死咬着不供出幕后老板，公安机关也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过不久孩子被放出来，依然回去继续行窃。

　　纵然“老板”被抓，孩子也会另觅他主，因此，这些孩子就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一个又一个的盗窃集团之间流浪，成为“职业扒手”。

　　他们偷了被抓，抓了被放，放了又偷，偷了又抓，抓了又放，渐渐地养成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心理。然而，他们终究会长大，会成年，法律不会永无休止地宽容他们。因此，他们最终的归宿除了少管所，就是监狱。因为除了行窃，他们不会别的！

　　每当我提讯这些未成年的“职业小偷”时，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空洞的、毫无畏惧的眼睛，当我认知到他们是真的对未来没有任何忧虑、希望和幻想，对自身的处境是真的“处变不惊”、毫不担忧时，我切实地感到，他们没有未来，他们甚至没有想过未来。

　　当然，这些孩子的父母没有善尽教养孩子的义务，也应该为孩子的失足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除了这些因素外，对于这些孩子的失足，社会有没有责任？我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有没有欠缺？

　　为什么法律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善意所做出的规定，却成为了犯罪分子利用未成年人作恶的绝佳屏障？

　　为什么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却助长了他们继续违法犯罪的胆量？为什么在这些孩子刚刚踏入歧途时没有人能够拉他们一把，给他们找一条出路，反而让他们在社会上继续流浪，让他们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是谁害了他们？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想不明白，也让我有不断探索答案的动力。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与智慧来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护航。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