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故事：如何跨越你我的“楚河汉界”

　　秦末，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在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上下了一盘实战象棋。这一场享誉中外的战事让荥阳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东边霸王城，西为汉王城。而这条鸿沟，也正是后来中国象棋棋盘上“楚河汉界”的由来。

　　然而，尽管楚汉在军事上以此沟为界而相互对峙，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布衣百姓们依旧可以在两地自由迁徙而丝毫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影响——人们

耕作、贸易、繁衍后代。百年、千年之后，尽管那条鸿沟早已成为历史，但人们没有约束的南迁北徙的生存方式依旧没有改变，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太平盛世。一直到1958年——

　　观察记者　马小真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了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从此城市与农村之间亦有了一条如棋盘上雕刻的、难以逾越的楚河汉界。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高学历或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加入到城市流动大军中来，旧户籍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对40多年来不变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冲击。人们急切企盼，能有新的制度来解决这样的矛盾。

　　观察记者就“户籍制”话题收集到了杭州城里几个典型的故事。在多年缠绕的“户口问题”中，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有很多话要说，而他们的“户口故事”则充满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一片相思两地情

　　受访者：谭女士，退休医生，63岁

　　谭女士家住杭州市采荷小区。退休以前，谭女士是杭州某省级医院的医生，她的丈夫则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和许多退休的老人一样，他们都喜欢空闲时一起去各地游玩，或静静在家中写字绘画。

　　“然而，早在20年前我们却不是现在这样夫唱妇随的。”和当年许多知青一样，谭女士于上世纪50年代末去了新疆支边，在那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上海人老莫。

　　1979年，随着浩浩荡荡的知青返城大潮汹涌而起，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商调函便开始不断地寄往天山南北。归心似箭的谭女士带着与生命等值的户口本和档案，离开了艰苦劳动过十多年的大西北。

　　“幸亏那年我走得时候，女儿早就送到上海她奶奶家了，要不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谭女士的丈夫老莫是上海人，因为当时种种客观原因，他没有走成。

　　“谁知道，这一别就是整整6年！”谭女士回忆起当年独自一人待在杭州工作、生活和带孩子的艰辛，不由叹息连连。

　　“也苦了我们老莫，每年都要请十来天的探亲假，背着大大的行囊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来杭州一家团聚。他不来时想着他，孩子也吵着要见爸爸；可他一回来，家里的开支就一下子大了很多，虽然不过短短十几天。为什么？因为老莫当时的户口不在杭州啊。你知道吗，文革后直到80年代初中期，我们城镇居民生活所需的许多日常消费品都还依旧实行供给制，凭居民户口本和副食供应证一类定量购买，尤其是逢年过节，物资更是紧缺。买粮食要粮本，买副食要购货本，还有肉票、油票等等。做啥事都离不开户口本啊。”

　　“那莫老先生干嘛不调到杭州来呢？”面对记者的疑惑，谭女士笑了，“那个年代调工作哪里像现在那么简单啊？当时的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虽说人们除了就业、升学、工作调动可以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是很麻烦的，尤其老莫又是上海人……哎，总之就是麻烦。所以也就一直拖着，想等日后政策松动了再说。”

　　一片相思两地情。就这样，在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的上世纪80年代，谭女士和她的丈夫隔着千山万水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难熬、也最宝贵的6年。到1985年末老莫终于调回杭州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孩子们说：“爸爸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日益走近，老莫落户杭州的那一年，户口的重要性在城镇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再那么显著了。

　　变身“街上人”的尴尬

　　受访者：宁先生，出租车司机，36岁

　　对于宁先生来说，告别“泥腿子”的生活，确实感觉幸福了几年。

　　“首先是走在村里，觉得自己总比人家高一等，腰板似乎也直了许多，喉咙也响了不少。尤其是听到同村人羡慕的一句‘哟，你现在是街上人了’，嘿，心里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什么是‘街上人’？那就是城里人、居民的意思！”

　　宁先生家住杭州四季青。据他说，小时候还给家里放过牛，而插秧、割稻更不在话下，是个十足的农村娃。

　　上世纪80年代初，横亘在城乡子女之间的最大差别是户口。有城市户口就等于可以获取招工资格，哪怕是最差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居民户口，那是可以吃商品粮、可以在城市里居住，享受一切现代文明的啊！”宁先生说，那时候他每次到县城办事，都特别羡慕小镇上那些与他同龄的年青人—瞧他们踩着自行车上、下班，用自来水笔写字的那种神气样儿，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宁先生这个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生活。

　　的确，在当时以农民的角度来看，“乡下人”实在处于“次等公民”的劣势地位。再加上居民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就业、参军、读书等多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数十年里，甚至直到今天，“跳农门”也一直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梦想。当年的农家子女“考中专、考大学跳农门”、“参军跳农门”，想方设法让自己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因此，“买户口跳农门”也就成了必然。

　　宁先生回忆说，1993年那一阵子，村里的年轻人都纷纷奔走相告，而父母们也觉得这是可以改变子女命运与前途的大好时机。因此，一时间，许多村民都怀揣自己积攒多年，或是向亲朋好友借的钞票拥进公安局。“我买这个居民户口花了一万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啊！我们村里有几户条件好的人家，还一口气给几个子女买了户口呢。”

　　想起当年变身居民后的那阵子风光，宁先生今天可真有点壮志未酬的样子。时代在进步，政策亦变动。当各大城市的户口公开放开，城市户口作为一种符号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尤其是农村土地征用，宁先生因为已是“街上人”而享受不到优待政策后，他真想好好抽自己一巴掌。“那年我买户口的一万块钱还是东借西凑的，现在想来实在亏大。就拿我家房子来说吧，如果土地征用，按每人50平方米来算，我父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原本有250平方米的商品房可以分到，可现在，只有100个平方米了，只够我们自己住。我老婆的居民户口也是买来的，这样一来，原来我儿子独生子女也有50平方可以送，可现在什么都没了。”

　　宁先生的表兄一家六口当年没有去赶买户口的时髦，结果现在在杭州城西的望月小区分到了三套总面积为300平方米的大房子。一套自己住，另两套出租，每个月都有3000多元的收入，日子美得让宁先生羡慕得直捶胸顿足。

　　而更让宁先生时常感到无奈的是，谁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居民户口会失去安排工作的“特权”呢？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到现在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享受过一天城市生活、更没有人给他登记过下岗失业、缴纳过养老医疗等保险……

　　“夹心人”的美丽憧憬

　　受访者：方小姐，公司职员，34岁

　　今年34岁的方小姐对杭州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28年了，她把她的青春与热情都献给了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杭州独有的灵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任何人无法拒绝的。”方小姐如是说。

　　6岁那年，方小姐兄妹三人随父母从浙江建德来到杭州。从那一年起，她就一直生活在杭州城风光最宜人的北山路上。因为方小姐的父亲当时还没有职称，所以方小姐的户口一直都在老家建德没能迁过来。但是在老家人眼里，她老早就是个杭州人了。

　　“你听我的杭州话说得还地道吧？不过，三年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方小姐回忆说，那时她操着杭州话和同事交流时，心里常会掠过一丝疑惑：“我没有杭州户口，算是杭州人吗？” 方小姐至今还记得念小学二年级时，每个月的其中一天班主任总会让班上农村户口和外地户口的同学先回去，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老师是要给当时留下来的那些本地居民户口的同学发粮票。“你知道吗，在那时的孩子眼里，发粮票是特美的一件事儿，就和评小红花一样。有小红花的就是好学生，那么我们这些没有粮票发的是否就是坏学生呢？”这个问题在当年的方小姐心里，一直困惑了很久。

　　方小姐曾经把自己比作“夹心人”。她觉得，虽然现在的人已经不把户口看得那么重要了，但关键时，户口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因为我的户口不在杭州，所以要做什么事总是得回老家开这个证明那个证明。更不消说以前读书时还要缴纳一笔借读费。”方小姐说，有一年公司组织去香港游玩，因为她的户口在建德，所以她必须赶回老家公安局去办理手续。“先到镇上派出所开证明，再到公安局，等到我拿着材料急匆匆赶回杭州时，差点误了最后的时间去不了香港呢！”

　　“那会儿每次回老家路上都要花费近一天时间，真是又累又烦啊。最要命的是找男朋友，人家一听我是外地户口，结果都‘吓跑’了！”

　　后来，方小姐经人介绍，总算嫁了一个不“嫌弃”她是外地户口的杭州男人，而且条件还相当不错。而对方小姐来说，更好的日子还是在结婚三年以后。“户籍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以前规定夫妻双方未满35周岁，而且小孩在杭落户未满五年的，外地一方就无法办理户口迁杭手续。但我可赶上了个好时光，去年因为我婚龄满三年了，而且在杭州又有商品房，所以我办理了婚迁，也就是说，现在我的户口已经在杭州，是个真正的杭州人了。”

　　然而对方小姐来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以后哥哥和妹妹的户口也能迁到杭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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