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在“血汗工厂”里的遭遇，已经不再令人惊讶。
有人拍案而起：增加劳工工资，呼吁政府以行政命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有人不动声色：维持“比较优势”，再卖30年衬衫；假如制定了高水平的劳工标准并切实实行，导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降低，出口减少，岂不让劳动者连这样的工作机会也丧失了吗？
于是，当雄踞全球产业链高端的跨国公司高举SA8000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进入中国的生产车间“验厂”时，有人欢呼国际资本帮助中国提高劳工待遇“和谐发展”，有人反斥以“这是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
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企业在世界分工体系处于最低端，微薄的利润使他们无力扮演一个慷慨大方的角色。玩具业如此，其他制造行业也多如是。与中国农民工20年不变的待遇相对应的，是我们的工厂在全球产业链上几乎被同样锁死甚至还在被不断压低的利润率。
推进“以人为本”的责任，断不是信赖跨国资本的人道诉求就可以拱手移交的。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道德批判掩盖了对产业规律理解上的智力缺陷。而有意与无意之间，那些多年打拼的草根老板成为公众表达对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公、利益集团侵害公共利益、官商勾结等不满的批判靶子。身处社会情绪宣泄口的口水洪流中，昔日被邓公激励、做中国杀入国际分工体系排头兵的老板们，在财富甚至生命安全缺乏保障、人格形象被贴上负面标签后，不免意气消沉、丧失发展动力。
更糟糕的是，被行政部门和资方控制的工会，显然难以成为劳工权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工人无法获得争取自身权益的博弈机会。而国家如果真想让劳工富裕，最需要做的不是出台所谓的标准并组建新的协会强制企业交费、认证、达标，而应通过教育、法律等公共用品的提供，改善劳工的知识结构、提高劳工的职业技能，让他们有能力从事更体面、更高报酬的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私人产权，营造适合品牌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制度环境，转变整个社会的“劳动密集型文化”氛围。
对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能做僵化的理解，“动态比较优势”强调的正是一个在学习中增进技能、在劳动中提升待遇的过程。滞留在低水平的劳工权益，已经哽在产业升级之喉上。国欲富其工，必先利其器。劳工不发展，国家难发展；劳工有力量，国家有力量；劳工有尊严，国家有尊严。
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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