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杂志对话郭永昌：不发展是最大的腐败

　　本刊记者 贺海峰

　　慎言“新官上任三把火”

　　《决策》：郭书记，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您这些行之有效的施政理念从何而来？

　　郭永昌：到固始来之前，我一直在河南省漯河市工作。漯河素有“内陆特区”之称，“漯河模式”曾被誉为中国改革的五种模式之一。这期间，我先后做过律师、法学教师、乡党委书记、市司法局局长、团市委书记、市经贸局局长。1997年我任源汇区区长，2001年任源汇区委书记。担任的职位多了，处理的问题多了，办法自然就多。

　　我的很多理念其实在那时就形成了。我在漯河当区长时，提出要抓好“三个经营”：把政府当作企业来经营；把一产当作三产来经营；把城市当作商品来经营。我做过一个实验，搞了个千亩森林公园，把老百姓的土地全部收归集体，然后围绕公园搞开发。现在，那里变成了漯河最漂亮的地方，农民全部拿工资和退休金。

　　2004年年初，河南省委决定我任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在这之前，我从没到过这里。所以，我根本想不通，甚至一度闹过情绪。我妈妈、我太太、我女儿以及我的亲戚都觉得我“遭贬”了，我太太当时哭了好几天，坚决不让我到固始来。但是，组织上决定的事，是无法更改的。到了固始，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固始人谋发展、求发展的愿望竟然这样强烈，我的工作激情很快就被“点燃”了。

　　《决策》：接下来，您就开始“新官上任三把火”？

　　郭永昌：不，我从来都不认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种传统的说法。更何况，我在区长、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已经干了七八年，驾轻就熟，更不需要烧这三把火。

　　“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似能显示一个领导的魄力与谋略，其实贻害无穷。为什么这样讲？一个新官来到一个新地方，总是踌躇满志，各种思路、各项举措一股脑出台了。没有包袱，没有成见，没有矛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开始成效非常明显。但一段时间之后，矛盾出来了，问题出来了，干着干着觉得没有方向了，没有动力了，最后不知道怎么干了。原因何在？没有核心价值观。

　　我到了固始，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人情味太重，整天陷于迎来送往的繁杂应酬中；二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过重，陷于历史的恩恩怨怨中不能自拔。所以，我最先着手解决的，就是人的观念问题。

　　钱不重要，人最重要。只要有人，就会有钱。最后结束战斗的，不是武器，不是技术，还是人。只要更新了人的观念，激发了人的潜能，就不愁没有钱和项目。当初，我们提出，固始的发展战略是“民风淳朴、文化浓郁、山川秀美、经济发达”，发展内涵是建设“物流和产业中心、文化教育卫生中心、娱乐休闲旅游中心、融资中心”，发展目标是“平安、和谐、文明、富裕”。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现实的？无非是把固始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了，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变成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在固始，一些重点工程都让人大、政协的同志牵头。这些老同志不想得到提拔或者其他好处，只是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给他们创造了平台。为什么固始干部这样有信心，有这样强的斗志？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政绩，也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无私者无畏”

　　《决策》：您曾说过：“豁出命，跟周围的城市拼；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超过周围的城市”？

　　郭永昌：对。我当固始县委书记有好几种干法。一个干法就是，我好好当我的市委常委，每周我在市里上一天班，在固始上四天班，周末休息，轻轻松松，四平八稳，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个干法就是现在这样，拼上命干。我内心热爱固始，我是有一点可能就不离开固始，在固始就不会让自己休息下来，每天都处在亢奋之中。我刚到固始时，没有一根白发；一年多过去了，白发成片成片的。

　　发展是硬道理，任何时候，这个认识都不能含糊。过去，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什么路都能闯，什么办法都能试。但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要照顾弱势群体，还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更要保持社会稳定。一句话：我们已经摸不到石头了。

　　怎么办？我把干事创业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干成事不出事。这是每一级领导所盼望看到的，能做到吗？能！极少！要么是侥幸，要么是水平太高。二是干成事出事了。这是常态。三是没干事也没出事。这也是常态。第四种是没干事也出事了。在这四种价值取向中，我们县委、县政府就取向第二种：干成事出事了。我们没有取向“干成事不出事”，就是圣人也做不到，圣人也会出事。出了事怎么办？还要用干事的办法去处理，继续干事。所以，我常借用TCL董事局主席李东升的话说，不做先驱，就做先烈。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蛮干。我们的办法是“吃透两头，把握中间”。什么是“吃透两头”？一方面，要吃透中央政策的走向。上级不让拆迁，不让征地，但我们力度最大。这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中央“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度一致。当然，前提是决不能牺牲群众利益。什么叫抓机遇？这就叫抓机遇！另一方面，要吃透基层的情况。干部心理能不能承受得了？老百姓心理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们的经济支撑能力能不能承受得了？都要心里有数。剩下的工作，就是“把握中间”，这就靠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了。

　　《决策》：怎样理解这里的“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呢？

　　郭永昌：处理问题一定要有辩证的思维，一定要大气魄、大手笔。其实，触及问题越多的事、矛盾越集中的事，困难越小；越是胆小怕事，从小事一点一点试探着来，困难就越大。史河路拆迁涉及到610户群众，如果从10户拆起，一户都拆不掉，他们会问：“为什么600户不拆，却来拆我们这10户？”粮食体制改革涉及到6300多人，如果先改300人，一年时间也改不到位。

　　“我崇尚简单、真实”

　　《决策》：您如何评价自己？

　　郭永昌：我喜欢简单、真实。我喜欢小吃就一个人到街头去买，喜欢洗澡就跟老百姓一起泡澡堂子，喜欢开玩笑就和大家开玩笑，包括省委书记。不伪装自己，真真实实的，有啥事处理啥事，一天不闲着，勤勤恳恳，认认真真。我没想过跟谁搞好关系，跟谁不搞好关系。我不会说好话，也不会批评人。

　　我从没想过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你定了什么目标，就能做个什么样的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来的时候开个四大班子座谈会、领导干部见面会，我走的时候，给四大班子开个座谈会，给老干部开个告别会，离开固始以后还能回来，光明正大地回来。

　　《决策》：因为简单、真实，所以您“敢”和老板们打成一片。难道您不害怕别人议论您“腐败”？

　　郭永昌：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一个人腐败不腐败不是看跟什么人在一起。大部分落马的腐败分子都不是因为企业家，而是因为买官卖官。决定自己腐败不腐败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别人。我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了问题永远都不要心存侥幸，早晚都会出事！第二，我反对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好像你离企业家越远就越清正廉洁。不是这样的，不发展才是最大的腐败！一个地方党委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发展抓不好，就是最大的腐败，枉吃“皇粮”。

　　让企业家感到政府没把他们当外人，这才是最好的发展环境。如果宁愿不发展，也不靠近企业家，那要比腐败可恶100倍！

　　《决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原标题为“不发展是最大的腐败”——对话郭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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