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之子王征：父亲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他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撰稿／沈嘉禄(记者)

　　舒同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多次担任过党的宣传部长。还因为书法而结识了许多党内高层领导及社会名流，但他一直低调行事，严于律己。胡绳有一次对舒同的夫人王

云飞说：“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不是宣传自己的。”

　　2005年最后一周，多个高规格纪念舒同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在北京举办，全国政协委员、舒同的儿子王征先生成了这些活动的联络员。由于他在舒同晚年一直陪伴在老爷子身边，记者就对他作了一次采访。

　　记者：在今天文艺界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里，舒同的书法反倒很少有人提起了。

　　王征：是的，因为舒同没有学生，没有开课授徒，反对搞个人作品展，现在一些名家的个展搞得轰轰烈烈，都有学生在操办嘛。但本质上说，舒同是一个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人，正因如此，他就成了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人。

　　他和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建国初，毛主席就点名让他进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之职，但舒同却留在山东，当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毛主席又点名把舒同吸收为《红旗》的编委。次年，毛主席六次去济南，都没有住宾馆，而是找了一个离舒同住所很近的地方住下来，有点像微服私访的样子，和舒同天南海北地聊天，当然也交流了对书法艺术的见解。那时，写书法送毛主席的人太多太多，但毛主席一生只收藏两个人的字，一是郭沫若，一是舒同。毛主席与舒同的交往不像上下级，更像是文友。

　　记者：舒同对毛主席也是很有感情的，我看到现存的舒同书法作品，多为抄录毛泽东诗词。

　　王征：战争年代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建国后他还是写了多种题材的作品，比如自己的诗作，鲁迅的诗作，凡是有人请他写，他都写，还贴进自己的墨纸钱，但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后，只有毛主席诗词能留得下来。

　　记者：听说在舒同遭受迫害时，红卫兵的头头还向他讨字？

　　王征：是有这样的事，但头头不敢讨。舒同跟他们辩论，红卫兵说不过老爷子，就扣了他四顶帽子：顽固家、抠词家、理论家、书法家，后两顶帽子还有点敬佩的意思。于是红卫兵头头派下面看管他的红卫兵来讨。舒同写的检讨刚贴上墙，就被人揭下来收藏了。

　　记者：舒同在60年代初，何以从一个省委一把手被贬为县委书记？

　　王征：在“大跃进”到处放卫星的时候，舒同不是太积极，但也随大流。后来山东铁路沿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有人就汇报到中央。其实这在其他一些省份都发生过，但舒同受到了处理，特别是让安徽的曾希圣来顶他的位置，安徽饿死的人更多啊，这一点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一直是很相信自己判断的，而这一次有点是非颠倒，他真的犯糊涂了。好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就获得平反了。

　　记者：文革时他被关了6年？

　　王征：是的，让他交代在1927年去黄埔军校干什么？这是很荒谬的事，他是去找组织的嘛，所以他始终很硬，不认罪。这6年中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可读，只吃过一次西瓜，他把西瓜籽收起来，放在一个小瓶子里用盐腌着，每天吃三粒。出来时司机拉着板车去接他。他坐在板车上跟司机说：你随便说语录第几页吧，我都能背出来。

　　记者：我知道他还写过两次《写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祝贺他们“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表现了你们的天才创造和崇高风格”。“先定框框，后找材料，找不到材料也要瞎说一气。”把专案组的卑鄙伎俩揭露得体无完肤。1972年舒同从陕西出来后就赴京上访，但遭到中组部一个年轻干部的呵斥，行李袋也被扔出门外。

　　王征：其实毛主席知道舒同的情况后，明确说了：舒同没问题。但此时毛主席也救不了他了。

　　记者：抗战期间，舒同是如何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

　　王征：舒同是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从延安到山东的，担任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当时分局的领导核心是罗荣桓，常委是罗荣桓、黎玉、肖华和舒同。舒同带去的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和经验，结果罗总赏识舒同的才华，就将他留下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工作。而舒同佐助罗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在解放战争时，舒同担任了华东局的社会部长、国军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这个国军部长是怎么回事？

　　王征：国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做

　　此时，韩练成还没暴露，他跑到蒋介石那里想继续有所作为，舒同就安排了一个警卫员保护他，一同前往。后发现军统开始监视他，及时将韩救了出来。

　　所以，有老干部都说，在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与其说是被陈、粟打垮的，不如说是被舒同搞垮的。

　　记者：我还听说舒同曾是内定的“中共台湾省委书记”？

　　王征：此事外界都不知道，今天说来确实有点解密的味道。1948年，中央准备解放台湾时，舒同是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刘格平是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的班子也搭建起来了，培训得也很好。这是一直尘封的历史。后来解放台湾没有实现，舒同就没能上任，原定的赴台班底开办了华东革大。舒同的一个老部下，也是老资格的干部说过：以舒同的雄才大略，完全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宏伟壮观的活剧来，但是历史使他没有得到演出的机会，可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受机遇的限制。但从中可知，舒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记者：老爷子在晚年跟你谈到过这些事吗？

　　王征：他从来不谈个人，在建国后中央有关方面请他写回忆录，比如冯文彬就多次请他写，他就是不写。他是一个不愿多突出自己的人。有一次我去看望匡亚明，他是舒同的老部下，问起老爷子的情况，我说他身体不错，就是不爱说话。匡亚明笑了，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难道革命家就是这个样子？

　　记者：这次纪念活动会有几十幅舒同的作品展出，是不是家里的收藏？

　　王征：家里一幅作品都没有。舒同从来不为自己留什么的，这些作品都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有一幅作品，是老爷子写给西安美院教授梅一芹的，“文革”时红卫兵要烧这幅作品，梅教授死死抱住不放，结果被皮带抽得头破血流，现在还可以看到这幅作品背后的斑斑血迹。

　　记者：舒同在晚年还写字吗？

　　王征：晚年写不动了，就看帖吧。不过他一生对自己的书法还是很自傲的，有一次我把几份报纸上老一辈的题字拿给他看，他摇摇头说：不行。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评判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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