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道路之争：孰轻孰重

　　在2005年11月《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个专题调查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排名第一的是郎咸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以19.8%排名第二。

　　对吴敬琏的评价，大家的共识是心忧天下、光明磊落，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心忧天下者未必总能开对药方，良心也未必一定代表科学，这一次他的观点又引发了争议。

　　自2004年7月起，这位银发学者就在各种场合极力宣讲中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简单描述他的观点就是，中国应该通过技术创新等科学手段，走高附加值产业的道路。

　　进而推之，就出来一个很滑稽的潜在推论：似乎中国是放着高附加值产业不去做，而是在主动做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盈利能力的重工业。难道中国果然是放着更赚钱的不去做，而是自找苦吃？

　　争论也即源于此。

　　2004年年底，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吴敬琏的观点作出回应，他认为重型化是

　　厉以宁认为，中国在建国初期已经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的，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真实需求。

　　厉以宁亦认为，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上并不公允，“不要忘记经济的规律性，地方也会考虑，没钱赚谁来投资，必然要有市场。”

　　2005年3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这将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发展的均衡。

　　此后的论争并没有持续下去，几乎成了吴敬琏一人的独角戏。屡次撰文表态，但罕有人站出与之唱对台戏，这甚至让他感到了一丝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