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地方公共决策镜鉴

　　十大地方公共决策镜鉴

　　NO1、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

　　NO2、哈尔滨水危机

　　NO3、临汾造门

　　NO4、南京“禁瓜令”

　　NO5、黑龙江恢复强制性婚检

　　NO6、天津收取“进津费”

　　NO7、浙江公车改革起伏

　　NO8、北京“区域封杀令”

　　NO9、中国奶农“倒奶杀牛”

　　NO10、84座城市“限微令”

　　[决策“叫板者”]

　　张正春：质疑

　　入选辞 这样一个价值上亿的巨大工程完全处于管理者人为设置的决策暗箱之中。2005年春天，一个叫张正春的学者以普通游者身份叫板防渗工程，引起轩然大波。管理者以公意之名试图让圆明园恢复旧时烟波浩淼的景象，本意却是借水行船、吸引游客、增加收入。而由此牵扯出的出租湖心岛和修建万春园等事件之后，部门利益的企图也就昭然天下。经历前后三个月的博弈，圆明园防渗工程最终以全面整改划上句点。

　　北京车主：我将“进津费”告上公堂

　　入选辞 2005年8月，收取了两年之久的“进津费”由于北京车主的一纸诉状进入公众视野。天津方面一再解释收费改革与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没有直接关系，但人们还是不明白这种“自残式的排外主义”政策出台的动机。其实，政府也具有足够的经济理性，同样是一个利益主体，更有获得利益的动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对类似事件保持足够的警惕。

　　[决策“受累者”]

　　宿青平“蜕变”与临汾造门

　　入选辞 建了“天安门”再建“华门”，临汾市尧都区的造门乱象绝不是一个地方多了几个地标性建筑，而是一出危险游戏。作为连续三年高居全国污染城市榜首的城市，尧都的有形之门建得越多，越是摸不到区域发展的“无形之门”，尧都区区长宿青平因此饱受指责。

　　形象工程就像为政者的“皇帝的新衣”，是一出极易被戳破的谎言。

　　解振华辞职与哈尔滨水危机

　　入选辞 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地方政府决策的一块试金石，哈尔滨水危机暴露出了整个松花江流域管理的弊病。

　　从最初吉林对水污染的漫不经心，到下游城市的恐慌，哈尔滨只是这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环节。政府的失信以及决策的无效率，使得水危机成为松花江沿岸城市挥之不去的梦魇，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黯然辞职。

　　中国奶农与奶业“高烧”

　　入选辞 准确地说，“倒奶杀牛”只是中国奶业发烧的一种症状，是决策不当的结果而非决策行为本身。

　　四川一些地方政府将发展奶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指标；内蒙地方政府买进高价牛、劣质牛，使得奶农背上沉重债务。当农业产业链条中出现太多的行政指令，一哄而上成就了一个产业之后又迅速断送了这个产业。可见，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我们还需有足够的耐心。

　　[看不懂的“政府令”]

　　南京“禁瓜令”

　　入选辞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够文明？当南京以创建文明城市之名将农用运瓜车挡在城外之时，媒体再一次充当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在利益多元化时代，依靠媒体仗义执言只是一种制度外的安排，建立保护农民等弱势群体利益的长效机制，把维护各方合法利益纳入公共管理之中，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所在。

　　北京“区域封杀令”

　　入选辞 2005年6月，当北京

　　84座城市“限微令”

　　入选辞 全国84座城市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性规定，使得经济型汽车出现了多重不经济，无论从消费者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的汽车产业，以及环境保护的角度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公共管理部门的决策意图仅仅是为了方便管理，减轻管理难度，而不去考虑提高管理水平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那么政府部门的惰性就一览无余。

　　黑龙江恢复强制性婚检

　　入选辞 婚检作为婚姻健康的保护措施及私权利，用行政法规强制实施是否合情合法，这个问题尽管是事件争论的焦点所在，但另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或许更有价值，那就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充分的政策争论，但争论更多的应该在政策制定之前还是政策出台之后呢？

　　浙江公车改革起伏

　　入选辞 一项旨在挥刀斩向积弊已久的公务消费的改革，操作过程与初衷渐行渐远。从改革初期的调研、筹备，到实施、推广，直至最后叫停，浙江公车改革完全是政府的一场独角戏。在打破利益均衡之后，对利益相关人态度的漠视造成了新的不公正，车改未能解决公务用车的腐败反而变相加剧了腐败。任何一项既得利益者自我主持的改革完全不符合改革逻辑。

　　相关专题：《决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