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败又何妨

　　-张国云

　　那一年，我随一位高层领导到浙江吉利集团考察，李书福老总带着自己的部下竟搞出了中国自己的微型车，但苦于没有列入国家生产许可，他就斗胆提出要求列入许可目录的问题。刚好这位高层领导是搞机械出身的，非常强调制造业规模经济，就劝李书福不要在汽车制造上浪费时间了。这时我只见李书福十分慷慨地说：“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由于政策法规不配套，从2002年到现在，曾一度红火的国内创业投资业一直陷入低谷，不少人相继离开了这个行业。其原因，不就是对创业投资者缺少给“一个失败的机会”吗？

　　欣慰的是，2006年3月1日我国将施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这是规范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的第一个文件,它将给千千万万个像浙江李书福这样的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失败的机会”！

　　“硅谷”密码

　　这让我想起美国佬的做法。那次我沿着旧金山101号公路南行不远，来到举世闻名的美国科技中心“硅谷”参观。那里的风险投资家说，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

　　为创新而失败，和因创新而成功，一样值得珍惜。有人说硅谷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是拿全世界的钱在“赌”，所以不怕失败。他们忘了早期的硅谷公司几乎都是车库生意，硅谷先驱惠普公司在1939年创立时的全部资金只有538个美元，还是两位创办人的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借给他们的。

　　在今天美国的国家符号里，华盛顿代表联邦政治，纽约华尔街代表传统资本，硅谷代表新经济，好莱坞代表娱乐。华盛顿和华尔街在东岸，硅谷和好莱坞在加州。最近十年，硅谷和好莱坞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已经把华盛顿和华尔街甩在后头。如今硅谷大约有25万个百万富翁，每24小时就会产生64个新百万富翁，硅谷的市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把硅谷视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实力可以排在世界第12位。

　　硅谷能有今天，斯坦福大学起了关键作用。“硅谷之父”特曼教授的鼓励和带动，是斯坦福和工业界结合的酵母。

　　无论是早期由斯坦福学生创办的联邦电报公司、利顿工程实验室、惠普公司，还是20世纪的70到80年代在斯坦福同一间大楼起步的SGI、Sun和Ciseo，再到今天的雅虎，斯坦福一直牢牢占据着科技产业化的龙头地位。

　　斯坦福大学没有办一间校办企业，但斯坦福的学生、教师创办的高科技公司超过了1000家。1951年建立“斯坦福工业园区”被认为是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黄埔军校”，那么1957年创办的仙童公司就是孵化硅谷企业的温床。从仙童公司后来分出了上百家公司，包括Intel、AMD和硅谷最为显赫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以致有人改叫它“Fair children”。它的子孙后代实在太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仙童的八位创办人原来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参与发明了晶体管的肖克利所主持的实验室的成员。他们原本没有办企业的想法，是被肖克利的专制武断逼得忍无可忍，又找不到一间肯同时雇佣他们八个人的公司，最后才走上自己办公司之路的。摩尔(就是在20多年前断言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的发明人)说，仙童完全是“偶然产生的企业”。仙童从创立起就视“等级制度”为敌人。公司不分车位，没有专门的小餐厅，没有私人办公室，没有层级繁多的中层经理。

　　在斯坦福和仙童之外，影响硅谷的因素还可以举出很多，像国防工业的刺激、西屋电气、IBM、施乐等大公司在硅谷设立的研究中心，人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风险投资，专业化的创业配套设施。

　　当地一位著名经济学者John，把硅谷的成功归纳为“文化簇集”：

　　———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年龄和经验没有用，肤色和背景无所谓。1990到1996年间硅谷所办的4000家公司有27%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办的。有些人是在讲求学业背景的东部苦无创业机会，才来到硅谷的。

　　———对失败的极度宽容。在欧洲，破产被看成羞耻；在一些国家，破产者不能再开公司。而在硅谷，“It is OK to fail”(败又何妨)。

　　———对“背叛”的宽容。员工的流动不受谴责，是一种完全正常的行为。

　　———合作。即使昨天是你死我活的对头，明天也有合作的机会。

　　———嗜好冒险。不仅在创业上如此，生活中也寻求蹦极、高空跳伞等刺激，以激活自己。赚钱之后，不作“守财奴”，再投资到创业环境中去。

　　———热衷改变。敢于自己吃自己，自我淘汰掉昔日的辉煌和模式。如SGI的创始人克拉克，一待SGI成功，就离开创办了网景。网景上市后，他再度离开，又创办了几家新公司。

　　———机会的慷慨分布。谁都不用嫉妒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从认股权到给员工健康检查，免费午餐晚餐，为家属办幼儿园，提供优厚的退休金，至少在公司内部，财富被分享而不是独食。如此等等。在硅谷，人生既是“为了兴趣而展开的工作”，也是“永远脱不掉的红舞鞋”。

　　反思中国创投业

　　“硅谷”密码，对我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我国公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对创业投资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扶持政策：

　　一是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我国目前对创业投资的资本支持，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设立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性质的创业投资企业，在运作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政府干预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规范的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扶持创业投资发展，则能较好地克服政府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诸多问题，有效发挥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二是明确了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扶持。在一些创业投资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创业投资的税收扶持政策。明确规定了“国家运用税收政策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并引导其增加对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

　　三是提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退出机制”。除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外，还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

　　美国政府在硅谷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公司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什么优惠政策。”这里的地方政府似乎没有怎么介入硅谷的发展，只是按照法律履行应尽义务而已。

　　此事让我汗颜。中国目前一轰而起的“硅谷热”，已遍布大江南北，这种新的“大跃进”，稍有常识的人一望即知，那些急功近利的少数官员，的确热昏了头。硅谷不是靠圈一块地、挂一块碑，就能成为一个高科技之地的。

　　当然，虽说硅谷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其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硅谷的发展毫无作为。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多次向硅谷的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

　　在20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兴旺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不能怀疑的。互联网最早也是政府项目。包括网景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这些都是事实。

　　但应说清楚的是，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总是以顾客身份而不是组织者身份出现的。只是在最近几午，由于硅谷的过快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公共问题，政府才开始通过和私人机构合作的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区域环境等规划问题。这对政府来讲，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

　　说到优惠政策，加州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加州投资政策与指南》，包括加州鼓励政策、企业保护区、雇佣信息查询和雇主附加服务、金融援助、地方鼓励政策等。非常清楚，也很公平。

　　对政府说来，高科技城市如何发展?就是提供高质服务。这才是政府该干的份内事。硅谷是用一个世纪的艰辛积累起来的产物，有人把硅谷此作一台爆米花机，扔进去一批冒险家，再注入一些风险资本，就能爆出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甚至亿万资产的奇迹。但切切记住所有成功的背后都留有无尽艰辛。

　　看来，《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对创业投资仅是一个破题。我国创投业的真正复苏，还需要许多配套政策出台。特别是如何开展税收扶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展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来源渠道等多方面的配套规章与政策支持。当这些创业投资环境真正改善之时，我敢预言———

　　创意如油,

　　风险资本似火,

　　只要点燃不畏失败的柴，

　　就能烧制出无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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