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合作社？

　　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绝不等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主体必须是农民，主要功能是发展经济。

　　撰稿／陈统奎

　　两个特写镜头，至今让观看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电视直播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温总理念到那句“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时，他用力把手掌向前一推；紧接着温家宝补充道：“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又一次把右手向前一推，会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农村建设议题成为今年“两会”中人们谈得最多的主题。“少取、多予、放活”这六个字被各级政府官员挂在嘴边。农业税的减免是“少取”的阶段性成果，政府工作报告则突出体现了“多予”——要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到2007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而“放活”两字，虽然尚未见到具体成果，却是难得的承诺。如何“放活”将是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让农民组织起来

　　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农业部前任部长、政协常委陈耀邦在发言中指出要“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一思路正是“放活”的题中之义。陈耀邦的发言中用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个概念，而媒体在报道中则用了“新农会”这个称呼。报道称，“新农会”的主旨是经济合作，旨在带领农民一起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教授刚从东京大学访问归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他提出中国农村应当像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那样，兴办综合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徐祥临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路在中国农村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一个村里有小麦、玉米、养猪、养鸡、果树、蔬菜等很多专业性合作社，政府如何一一扶持？“我们需要的是综合性的农协，农民有什么需求，就满足农民什么需求。”

　　1950年代跨越式的农村合作社建设出现种种弊端。徐祥临强调，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绝不等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主体必须是农民，主要功能是发展经济，满足农业生产的各种需求，“它全方位地连着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管理、产品等市场要素。”他认为，新的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原则，实行一人一票制，“要相信农民的智慧”，通过新的合作经济组织来帮助农民分担和对抗各种市场风险，保障农民的主体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沟通政府与农民

　　“学界有些人认为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就会与政府对抗。比较研究了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的农民组织后，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徐祥临认为，2004年以来政府采取的以“两减免、三补贴”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经济政策，其核心即是把钱留在农村、投向农村，这是利民政策，农民组织起来不仅不会与政府对抗，反而会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

　　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徐祥临发现，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渠道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大量资金，但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把钱给农民个人，而主要是拨付给农协(农民合作组织)。农协事实上整合并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在农民与政府之间起到沟通协商的桥梁作用，不是旨在与政府对抗的政治组织。“在法律上，合作经济组织从来就不是政治组织，是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的。”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用了不少篇幅说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比上年增加422亿元，总额达到3397亿元。“眼下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高效率地使用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如何在体制上保障农民发挥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我认为，如果农民无法有效组织起来，政府的资金在农村就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徐祥临分析说，在停止征收农业税、免掉各种集资摊派后，很多基层政府出现资金紧缺，新农村建设款项被基层政府截流或挪做他用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

　　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政府的财力无法完全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徐祥临说，其实日本、韩国也不是在十分富裕后才向农村大规模投资的。早在百年前，日本学者横井时敬在他的小农理论中就已提出，用货币才能“充分燃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日本政府在促进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企业家”的创新作用，通过

　　“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个都是高水平。”徐祥临说，未经组织的农民则未必。他发现，如果一个中国农民与一个日本农民相比，水平未必有多少差距，但中国农民的整体水平与日本农民就相形见绌了，“组织起来的日本农民，体现的是团队素质。”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强，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中国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却使中国的人均农产品消费量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是说同其他国家农民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农民用相对较少的农业资源生产出了相对较多的农产品。然而，中国的农业在国际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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