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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4日17:40 外滩画报

  一个人怎么用他自己的钱,也无须公众批准及道德验证,有害的是拥有物质的人自然而然认为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这才是物质主义的毒素。

  文/ 连岳

  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许多人依然处于物质匮乏阶段,来谈“物质主义” 会不会显得
失去方向?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许多地区已经进入了物质主义时代。

  上期德国《明镜》周刊,在小布什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闻背景下, 有篇中国印度对比的分析文章,少有的好见地,不过,它的主题我就不在这里详述了,只取它的一句话。该文写到印度对中国多少有点“嫉妒”时, 举了上海作为例子,发达国家的政要相对更喜欢到中国,就是因为有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而印度的城市可能就拿不出手了(顺带注一下,因为这类资讯往往会被自大狂片面引用,所

  以不得不说,这篇文章也提高到了印度许多独到的长处,比如三亿质量优良的中产阶级、英语及科技力量等等)。

  换言之,上海这样的城市,无论在国际媒体还是国内媒体上,都已经被等同于任何发达国家的繁华程度了,在这特定的时空里谈谈全球普遍遇到的物质主义的困惑,正是时候。

  物质主义的困惑,这是一个大概念,说得具体一点,指向最主要的症结,就是贫富悬殊; 这不仅是中国近来方方面面的发声人士在谈论的主题,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困局。

  日本一向以其“均富”自夸:“为什么我们没有阶层矛盾?”“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富人阶层!”但是,它的经济从上世纪90 年代的地产泡沫里恢复一点元气之后,忽然发现,“均富” 的美梦不再了,新一代富豪阶层以其对财富的挥霍及炫耀,把富人与穷人的分界线刷得雪白。

  3 月11日《华盛顿邮报》,安东尼·费拉(Anthony Faiola) 发自东京的报道《消费主义勾勒的东京天际线》,算是为日本“均富”社会的结束画上了一个句点吧。

  东京的六本木(Roppongi Hills), 2003 年完工,耗资20 亿美元左右, 被称为东京新地标。说实话,像后现代都市里的一切所谓的地标建筑一样,这建筑群只能以蠢头蠢脑来形容,尤其是其中的主体建筑新成森大厦,五十四层,是仅次于东京塔的建筑。即使它丑,也能成为焦点,因为它被地产商包装成“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之都”。一个有钱人,可以每月花50000 美元租住一套公寓,巴黎与米兰半数以上奢侈品牌在其中设有专卖店; 虽然你不用跨出六本木,可

  是昂贵的跑车却是你需要的,因为它是富人的标志嘛。就像它的住户,33 岁的网络新贵Takafumi Horie 一样, 一部银色法拉利跑车当然是必需的, 而且,你还要像他一样有勇气发表宣言“: 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让人高兴的是,他最近因欺诈被捕了。

  而在六本木周边,穷人就只能花13美元在24小时漫画店混一个晚上。当然,六本木并不放弃机会赚穷人的钱,只要花20 美元,你就可以尽情参观那些你买不起的奢侈品。新闻的最后,一位72 岁的老太太说:“我多希望在这儿住上一年呀,可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钱凑起来都不够。”

  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贫富差距都在拉大。绝对或相对的穷人身处此境,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导致的失望、愤怒、对命运与公正的怀疑,可能引发多数人群( 因为相对贫穷的人占多数) 精神状态的普遍消沉,这未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黑色幽默: 身处一个物质过剩的年代,饥荒成为久远的旧闻,穷人要得到温饱, 也不是多么难的事情,可是人却觉得这个世界更寒冷了。

  3月12日《纽约时报》的书评《古怪的少女情色小说》说,娜米·沃尔芙(Naomi Wolf) 对目前美国销量上百万的一些所谓少女小说研读以后, 发现里面除了露骨直白的性描写以外,对物质的崇拜甚至深入作者的叙事当中,成为语法的一部分了。物质主义成为性魅力、美德的代名词。主人公一般是曼哈顿区私立学校的成员,父母开Lexus 都觉得丢脸,而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看的是《名利场》, 周末喜欢去迈阿密的棕榈叶酒店,顺便赌一下手气,而Thierry Mugler 出品Angel 香水,她们才用; 那个心仪的、帅气的隔壁大男孩,他的父亲, 又曾经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举办过筹款晚会..

  这种调调很熟悉吧? 对,这几乎是全球时尚媒体与青春小说的通杀写作秘笈。在奢侈品名录之下获得身份认同及圈子的准入—甚至你可以虚张声势地与这些物品作熟稔状,从而拥有了俯视他人的特权—你看,我说的用的任何一件小物品,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也用不起。

  物质主义最大的危害可以不经意间被触及了,物质是没有错的,一个人怎么用他自己的钱,也无须公众批准及道德验证,有害的是拥有物质的人自然而然认为他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这才是物质主义的毒素。

  解毒剂是什么? 英国的《卫报》将重庆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点作了观察,这篇3 月15 日的长篇新闻,写到了每天工作12 个小时挣20 元人民币的“棒棒”, 也描述了每桌最低消费800 元的夜店,关注到了从新晋移民到老练官员等诸阶层人物的众生相。

  从新闻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写夜店时有一句很不专业的话:“当想到我一个晚上在这里的消费抵得上棒棒们一个月的收入时,我感觉很不安。”

  恰恰是这句新闻里多余的话,也许说出了物质主义时代很多人的感受,这种中国

传统文化里就有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财富差异若产生什么阶层矛盾与心理创伤,它也许能够弥平,至少,它不会增加伤害。如果新富阶层都像幼稚的青春小说一样, 以财富作为傲慢与偏见的资本,那么, 就把人与社会追求物质的正当行为变成了教养流失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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