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邓拓倒卖文物案始末

　　“文革”期间，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尽人皆知。然而，邓拓在“文革”前遭遇的“倒卖文物案”却鲜为人知。为此，北京市委成立了专案调查组，整整调查了九个月，调查报告前前后后写了九稿，终于还了邓拓以清白。

　　当时的北京市委得罪了江青

　　经过“文革”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那段历史的，然而，邓拓在“文革”前遭遇的“倒卖文物案”却鲜为人知。

　　当年与邓拓共过事的原北京市委办公厅干事朱方狮老先生曾亲身参与这一案件的调查，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个令人慨叹的历史事件。

　　“大跃进”中间，许多人头脑很热，什么“亩产万吨粮”啦，什么“赶超英美”啦，牛皮吹上了天。邓拓调北京后办了一个叫《前线》的理论刊物，发刊词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亲自写的，其中有句很精辟的话：“不能像风筝、氢气球，随风飘浮，跟着空气办事。”这就是针对“大跃进”的。

　　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从不讲虚的话、做虚的事。整个市委干部中，风气比较正。然而，北京市委领导却因此而惹恼了江青。

　　那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老要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职的彭真及北京市委几位主要领导陪她一起看戏。江青常以太上皇自居，在彭真、刘仁、邓拓面前颐指气使，骄横跋扈，今天批这个，明天指责那个，搞得北京市委的几位领导很不舒服。于是，便不再陪她看戏，并对其避而远之。

　　北京市委在处理与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这本来是对的，可心胸狭隘的江青受不了。江青认为北京市委是在冷落她，甚至是蔑视她，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此后不久，“板子”就打在邓拓身上。

　　中央某部通报：邓拓倒卖国家文物

　　1963年秋天，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有严重问题！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看到这个通报，彭真拍案而起：“邓拓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他随即指示刘仁亲自挂帅，成立专案调查组彻底澄清此事。

　　调查组由北京市纪委书记孙方山、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市委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市委秘书长吴垣，还有朱方狮等一共6人组成，刘仁亲自担任组长。彭真在调查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这个通报不是实事求是的，邓拓决不是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北京市委要来个反调查。”

　　于是，朱方狮等市委机关的几个笔杆子便奉命脱岗调查。为了不受干扰，他们在六国饭店开了两间房。晚上集体研究，白天分头进行调查，一连搞了9个月。

　　第一次走进邓拓家，朱方狮着实大开眼界。邓拓家一共9间房，间间都是字画，墙上挂满了，地下也一堆堆的，屋里散发出令人肃然的古老气息。开始，他们是一件一件地问，一件一件地查，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办法，这么多的字画恐怕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完。经过多次商讨，他们决定抓住所谓“与国家争购字画，抢购国家文物”这一关键问题，把调查重点放到《通报》上提到的那幅宋代古画上。

　　这是一个叫白石(不是齐白石)的老人收藏过的一幅苏东坡先生的画卷。一年前，白石老人带着这幅画来到北京，想出手赚点钱。老人先到了文化部文物局，又到了故宫博物院，还找了著名的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吴仲超看到这幅画后，饶有兴趣地对白石老人说：“你何不拿给邓拓看看？他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馆长将邓拓和白石老人一起约请到北京全聚德吃烤鸭。仔细观赏白石老人带来的字画后，邓拓满有把握地说：“这画是真迹。”白石老人一听很高兴，忙说：“看来您确实是个行家，识画。以后，这幅画就归您收藏吧。”邓拓沉吟了一会儿，说：“这幅画很值钱的啊。”白石老人说：“钱多钱少无所谓，你看着给就行了。”邓拓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出 2500元，不过，我可没这么多钱，到我家去，我们以画换画吧！”白石老人点头同意，连夜随着吴馆长一道走进邓拓的家，总共在邓家挑了27幅字画。第二天以2500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文物商店。随后，邓拓对这幅古画进行了全面性研究，写了文字说明，照了相，还在《人民画报》上刊载过。

　　北京市委的“反调查”报告前后写了九稿

　　初步弄清这幅宋代古画的来龙去脉后，朱方狮他们又找吴仲超馆长等人核对。吴馆长说：“白石老人出让这幅古画，既找了文物局，又找了博物馆，但当时谁也没有表态要还是不要。后来，邓拓收藏了这幅画，是为了研究，他有心得、有记载，在《人民日报》上也登了。邓拓是文人，对字画有研究，绝不是什么投机倒把，他是以画换画。这类事情以前就有过，文物局知道、故宫博物院知道、文物商店也知道。再说，邓拓决不是想字画增值。一是出于爱好，二是他想写一部中国画史，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本研究历代字画的书。另外，他还办了一个画展，搞过画展后，所藏字画便全部交给国家。这个我有历史为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邓拓也收藏过不少字画，可都是研究透了后便全部无偿交给了国家。”

　　找吴馆长核对事实后，朱方狮他们又分别到了文物局、故宫博物院、文化商店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深人细致的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所谓“邓拓与国家争购字画、抢购文物、投机倒把、从中渔利”之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邓拓从不为字画定价，也从不单独卖画赚钱，以画换画纯粹是为了进行研究，而且整个过程都是由国家文物部门具体经办的。

　　调查结果出来后，便是写调查报告。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这个调查报告必须以强有力的事实依据推翻某部《通报》上的错误结论，从而达到为邓拓平反昭雪的预期效果。朱方狮他们字斟句酌，逐段逐字推敲、研究，几个人都觉得可以了便铅印出来，送市委书记处审阅。

　　收集意见后，再修改，再铅印，再送给各位领导审阅。如此反反复复，一共写了9稿，最后以“换画”这个恰如其分的关键措辞，高度集中地概括了调查报告的中心意思，获得一致通过。北京市委随即果断地将这个调查报告呈报给中央有关领导李雪峰、安子文和刘少奇主席。李雪峰、安子文分别在报告上画了圈，刘少奇主席明确批示：“邓拓是个好同志，不是投机倒把，原来的通报应予立即收回。”看到刘主席的批示，彭真、刘仁等人满意地笑了。

　　邓拓拨云见日，如释重负，亲自到六国饭店请了一桌酒席，用自己的稿费犒劳大家。

　　然而江青却不肯罢休。1966年“文革”开始后，姚文元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横加批判，《燕山夜话》变成了“反党黑文”，“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冤案。邓拓因此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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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191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8岁时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解放区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晋察冀新华总分社社长等。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以马南为笔名。此后，他又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的专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不久，有 “党内才子”之称的邓拓被停止工作，5月18日含冤自尽。(特约撰稿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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