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腐败人物链：从王成明到祝均一

　　上海一直热衷于树立廉洁且基本上杜绝腐败的城市形象，社保资金案使上海陷入丑闻之中

　　-特约记者／李华芳

　　成立于2002年9月的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以下简称金融办)，最近接到的任务是

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各项事宜提上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将来的“世界金融中心”提供一个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此时爆发的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被“双规”案以及其后上海电气集团三位董事相继被“双规”的连锁反应，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上海以黄浦江为界，分浦东浦西，与一般“东西”的顺序不同，

　　金融办正是在浦西。无独有偶，相继出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上海电气也在浦西。几乎所有的政府决策部门，以及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企业都在浦西。与行政部门和行政垄断性企业相对，浦东是“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大头。这种格局背后是上海发展的历史缩影。这是无奈，也是必然。

　　王成明

　　这无奈的必然，也是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的写照。

　　8月中旬传来消息，王成明被“双规”。现年58岁的王成明四年前进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香港交易所代码：HK2727)董事长，并担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大陆A股上市公司上海机电(上交所代码：600835)董事长、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可谓“三董合一”。

　　在王出事前，上海电气执行董事韩国璋已接受调查。而上海电气这两位高管轮番落马背后却是因为上海电气的另外一个高管——副董事长张荣坤受到祝均一案牵涉，被监视居住。张荣坤同时还是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据《财经》杂志8月21日的报道，上海电气高管卷入，与福禧投资2004年入股上海电气一事有关。福禧投资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是精心安排的结果。2004年3月1日，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其中，宝钢集团持股4.99％，福禧持股比例约在5.55％。当年8月17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将其拥有的4.99％股份转让给福禧；一个星期后的8月23日，宝钢又将手中的4.99％股份悉数转给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财经》称该交易“多此一举”，令人生疑。而此后上海电气重新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王成明、韩国璋作为上海电气改制上市的主要领导者，也是安排张荣坤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关键执行人物，因而受到张案的牵连。

　　另外，王成明掌控的华安基金日前刚刚获得QDII资格，上海电气和福禧投资旗下沸点公司各持有华安基金公司2 0％股份。早在2004年底，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四家券商股东同期全数退出，由四家上海本地企业接手相应股权。当时，华安基金公司有五家股东，分别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银万国、东方证券、天同证券和方正证券。其中上海国投和方正证券持股30％和10％，另三家券商各持股20％。而后天同证券将所持华安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申银万国将所持华安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投将所持华安公司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方正证券将其1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国投，东方证券将其20％的出资转让给上海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获证监会批准。正是这一轮转换，上海电气和沸点投资进驻华安。而其中上海国投将20％股权转给沸点投资，又从方正证券处拿回10％的怪异转让，也是疑窦丛生。作为华安基金的掌门人，王成明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才能让张荣坤福禧旗下的沸点投资进入华安。如今，由于上海电气和沸点投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尽管华安声称将尽快消除市场影响，推出QDII产品，但其诚信度恐怕需要接受市场更加严格的考验了。

　　韩国璋

　　作为王成明的左右手，韩国璋早在8月初就出事了。8月9日上午，上海市举行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会上通报了副局级干部——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涉嫌违规，已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

　　与张荣坤、祝均一关系密切的韩国璋，尽管与张荣坤一事难脱干系，但不少舆论认为韩国璋落马是由于利用“阳光保障计划”骗取巨额财政补贴，并收受贿赂所致。“阳光保障计划”是上海电气为集团内部协保、托管人员提供的一项团体保险，用于帮困保险和扶贫救助。但正像多数缺乏监督的扶贫项目一样，真正用在扶贫帮困上的资金不如进个人口袋里的多。

　　2004年3月至4月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先后组建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韩国璋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而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电气人力”)是管理退养人员的一个工作平台，根据韩国璋在国务院国资委会议上的介绍，集团每年给电气人力拨款1000万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称：从2004年算起，阳光保障计划共实施了三年，电气人力应该共获拨款3000万元。但是，这3000万元的保费显然没有用完——第一年参保4198人，第二年参保14918人，第三年参保8000余人，按一份保单58元计算，三年下来只需付出150多万元。尽管从第二轮开始，离岗下岗职工看急诊和住院就医进入自付阶段时，上海电气集团报销一半的费用。但这部分资金总额不会多达3000万，富余出来的“阳光保障计划”的资金去向成谜。不过，这多是坊间猜测，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韩落马更多可能还是由于受到张荣坤的牵连。

　　张荣坤

　　那么张出事的导火索又指向何处呢？张的福禧投资在2002年斥巨资拿下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益权，横空出世。而分析表明，张动用的这笔资金主要来源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经手的巨额委托贷款，委托方正是祝均一当家时的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据调查，福禧收购路桥这一项目转让由上海市发改委牵头，经高级别办公会协调，直接绕过上海主要分管的市级领导。张调动关系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可能也是王成明和韩国璋与张联合的原因，双方各取所需。而张在短短几年内就上升到 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位，即便在中国这个善于出现经济奇迹的地方，也属罕见。而且张善于经营社会形象，这从他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及副监事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中可见一斑。而且其大手笔捐助上海慈善基金会也为他博得了不错的名声。

　　实际上，张的背景并不清楚，但与祝均一关系密切则是毫无疑问的。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下属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简称“年金中心”)将委托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约32亿资金发放贷款给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而福禧投资在收购上海路桥公司股权时只支付了13.62亿元现金，其余18亿相信被张用于其他项目，以撬动更多资金。即便是通过福禧投资用于收购上海路桥的行为，已经是违规使用社保基金了。这笔投资也是促成祝均一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也凸显出社保基金收益率低下的现实，才导致祝均一铤而走险。实际上，社保金的投资渠道有限，这32亿存银行或者购买国债，4年收益不过7、8亿，但出借给福禧投资，理论上四年来社保金可以收益十几亿。这对于监管并不严格的企业年金而言，是巨大的诱惑。

　　看准了这一点，假使不是张荣坤，也会有其他人。按照张荣坤的思路，加大社保资金流动性，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为社保资金提供稳定的回报——是多赢局面。而紧要的问题是，如果此次张没有被中纪委调查，这位公路大王将旗下在建的“嘉金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运作在香港上市，归还社保金绰绰有余之外，摇身一变将洗白自己的出身。而且社保金似乎也确实能增值了。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在于，张忘记了谁是社保金真正的主人。

　　祝均一

　　祝均一似乎也搞不清楚谁是社保金的主人，以为到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钱就是局长说了算的。对于下属年金中心的委托贷款行为，祝均一的表现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市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资拆借36.5亿元(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但4年间福禧只归还了2亿元，尚欠年金中心34.5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祝案称：其违规行为包括允许资金用于购买沪杭高速的经营权是导致其落马的重要原因。虽然这可能是导致祝均一案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祸根早已埋下。

　　其中的症结在于祝均一主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社保金的处置有很大的话语权。这是目前的体制所造成的，而不是上海所独有的现象。在社保金问题上，卡托(CATO)研究所的杜展思提出要将养老金的产权落实到个人手里去，这一观点正是出于对“谁是主人”的担心而提出的。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被用于支付养老金缺口，下一代养上一代的情况日益严重，而这种漏洞不及时加以弥补，后果将不堪设想。

　　企业年金也是同一问题，如果想多收益就可以将收益部分灵活处置。问题在于企业年金是由企业缴纳，为企业职工养老负责，但现在企业和职工对于年金处置的决定不要说参与决策，连起码的知情权也是没有的。而年金中心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却将处置、经营以及收益权集与一身。这一畸形的制度下，发生资金挪用以及违规操作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社保金就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上海这几年蓬勃发展的房市导致的收益应该相当可观，但事实却是社保金收益全无，还面临亏损的尴尬境地。理由是对社保金投资的限制是不允许投资房地产的。更可怕的是，社保金的产权不明，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无法构成产权投资，只能以参与建设的方式来进行房产投资。当时的社保金只能通过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贷出(参看当时的《上海社保金管理条例》，后有修改)，但建设公司以银行不能参与投资房产为由，将建设用地许可证等置于自己名下，而完全搁置了社保金的权益。一旦建设公司破产，社保金只能吃哑巴亏。

　　这种模式在中央调控上海楼市的情形下，依然在运作。直到1999年浦发银行上市前，这一部分才完全收归社保局。但先后以上海东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安联投资发展公司投资的明天广场、永银大厦、东银大厦、东海广场和来福士广场已相继立项。这5个房地产项目均由浦发银行贷出款项，但实际上是社保金。而东海广场项目签约的时候，条文没有写清楚，社保金实际上是被搁置了权利。后来东海广场导致亏损，最后还是财政救急，在政府干预下勉强收回成本，但损失却又摊到了财政上。而其余几项房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得可观的收益。根据政府部门的估计，除非明天广场能卖出超过50亿元的价格，否则安联公司对社保基金的负债就不可能做平。

　　社保金亏口已现，这是祝均一留下的“政绩”。除了银行不能投资房产的限制外，银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严格审批制度，也是各种投资者转向祝均一领导的社保金的理由。尽管在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明确规定社保基金支付当期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之后在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但对作为补充的企业年金投资没有做详细规定，这也留出了“空间”。而行政权和经营权不分，加上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祝均一在企业年金处理上的权力根本不受限制，这是造成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

　　下一个祝均一

　　这一连串的腐败的根源是权力过于集中。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此言不虚。上海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树立一个廉洁且基本上杜绝腐败的城市形象，这起丑闻显然令人十分难堪。而且对于建设世界金融中心而言，“社保门”事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阴霾不散。事实上，如果社保金的产权不落到实处，在监管上又缺乏有力举措的话，那么恐怕难以避免重演祝案。

　　正是由于社保金产权不清，所以有关部委频频出办法，2004年颁布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对于年金中心的资金的投资范围，明确企业年金对外投资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直接对外拆借不在许可范围之列，当然也不能投资房产。但除了银行存款、国债外，其他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又是由政府来定，显然是无法跟上市场脚步的。对于企业年金的限制，就相当于“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能多跑”。但这种好事哪里有呢？

　　回顾上海滩曾经的繁华，是因为多种金融机构灵活运转的结果。而保障这种充满生机的制度的，恰恰是一套明晰的可切实执行的产权制度。这是金融市场得益繁荣的根本保障，而不是依靠政府出办法来办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对比上海滩与华尔街的差距，在金融环境上，祝案及其引发的一连串事件表明，上海滩要建设世界金融中心还任重道远。这不仅体现在产权制度的缺失，也体现在政府监管上的不透明，并且政企分开还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中心市场化的步子迈得还远远不够。

　　据《解放日报》8月16日消息称，上海市委、市政府15日专门召开“上海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通报了上海社保基金案有关情况和社保局长祝均一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问题，以及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董事韩国璋涉嫌严重违反党纪、正在接受调查等情况，并且提到一些不良风气，包括“治军不严、失之于软；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等，尽管这表明了上海加强治理的决心，但是更有效的运作和监管来自于市场和法律。

　　不明白这一点，要迎来上海滩新的阳光，恐怕还有很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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