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阳 朱四倍
贿款公用处罚从宽所形成的底线“制度化后移”，极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制度化逃避”现象，最终导致“制度虚无化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的
“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
意见，在法学界引发了争议。纪要指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当
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9月5日《新京报》)
相信很多人看到贿款公用处罚从宽这则新闻的时候，就会想起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将受贿的15余万元用于“济
贫”和解决下属乡镇、学校一些实际问题，被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受贿罪成立的新闻。当时，有人认为量刑过轻；有
人认为余斌不构成受贿罪，他的行为实属无奈之举；甚至还有人认为“真需要更多的余斌站出来”，这被称为“余斌困境”。
如果说“余斌困境”体现了公众对官员理性“经济人”特征非理性认识的话，那么，贿款公用处罚从宽，在笔者看来
，则从制度的层面认可了“余斌困境”的合理性，就意味着底线的“制度化后移”，是把非理性认识制度化。从经济学视角看
，腐败行为的产生乃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是实施腐败的必要条件。作为“经济
人”的政府官员会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只有当腐败行为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他才会选择腐败活动，反之
，其腐败动机就会减弱,会远离腐败。一个明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采取一系列社会措施，使腐败成本最大化，腐败收益最小化
。但贿款公用处罚从宽则反其道而行之，笔者以为，这是腐败底线的“制度化后移”，更是一种倒退。
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利用公共权力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的行为。而
这种底线的“制度化后移”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官员有腐败的权利，而官员腐败本质上是对公共权力本质的背离和对公
共利益的侵犯。这是公众能容忍的吗？我们知道，现代社会要求官员应有自证清白的勇气和品质，这种底线的“制度化后移”
同样是对官员自证清白勇气的抹杀，也让官员失去了自证清白的机会。
某种制度安排之是否正义，根本标志不是它标榜什么、提倡什么，而是其中是否在取向上渗透本民族、全人类的正义
追求。贿款公用处罚从宽所形成的底线“制度化后移”，极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制度化逃避”现象，最终导致“制度虚无化”
，无法发挥制度应有的效果，还导致公众对制度的制定者产生怀疑。当“制度化逃避”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公众就会产生不
满，并把这种不满转移到制定这种规范的集团身上，这将引起信任危机。要么把这种不信任放大，产生偏激情绪，积累起对抗
性的能量；或者产生消极性的情绪，对管理者倡导的一切持冷漠态度，导致社会积极性的下降。
贿款公用处罚从宽，表明公共管理制度对政府部门及官员处于“软约束”状态。正因为如此，只有正视这种底线的“
制度化后移”，才能从官员的“经济人”特征出发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相关专题：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