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关注了看病难,今天我们再来说说看病贵。这几年,除了房价,对老百姓触动最大的就数医药费了,看次感冒花上好几百,做个阑尾手术花个上万,早都不是什么新闻。然而,去年地处陕北的神木县却推出了全民免费医疗,轰动全国。免费医疗能不能走出神木,让更多的人不再为医药费发愁?我今天参加了陕西代表团的讨论。
小丫:“让13亿中国人都病有所医,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迎难而上。在去年的3月1日,陕西省神木县就推出了一个《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这个办法一经推出之后,引起了大家特别多的关注。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这个办法推出有什么样的效果,有什么样的经验,今天我就来到了陕西代表团的驻地,我们要听一听神木、榆林,以及陕西省方面的官员他们如何评价。”
小丫:“您好!是李书记吧。您好您好,我是小丫。想问您几个问题。”
李书记:“好。”
小丫:“神木医改到目前为止也推行的有差不多一年时间了,整个的效果,您感觉怎样?”
李书记:“就神木县的实际情况来讲,效果很好,很好。他们全年花费了1.2亿,占财政支出的6%,惠及老百姓三万多人。应该说效果是好的。”
小丫:“群众都有什么反应呢?”
李书记:“老百姓很拥护啊,现在实际情况得到的效果是农民看病的多,主要是农民。”
小丫:“占多大的比例?”
李书记:“应该是70%以上。”
小丫:“那目前实施情况以后,有没有超出你们(当初)预算的范围?”
李书记:“没有,他们原来预算的是1.5亿,42万人口。实际用了1.2亿,这个人均就是300元左右吧。还没有超出。”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一年以来的成绩单,回答了当初人们的疑虑。我从李书记这里了解到,报销数额并非高不可攀,且出现下降趋势;全民免费医疗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在神木县所在的榆林市,是否将神木模式大范围的推广呢?
李书记:“在我们榆林市部分县推广是可行的。在全国百强县甚至更多一点的城市推广,我认为也是可行的。但是就当前我们的国情来讲,就是和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结合起来统一考虑,要多种模式探索。”
小丫:“赵省长,您怎么评价神木医改模式?”
赵省长:“神木县应该说在我们全省医改方面,应该来说是走的比较前的。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一个方面,我们现在转变行政职能,政府要成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第二个意义就在于国家推进重大的民生制度建设的时候,总是分批分阶段来推进。第三点就是我感觉到神木县它能够有这种勇于改革的精神,那么现在县委县政府把这种利益反馈于我们的群众,反馈于我们老百姓,这是值得称道的。”
每年跑两会我们都关注看病贵这个话题,每次调查,我都会看到有不幸的家庭,因为一场大病陷入了贫困。一张张长长的医院账单,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甚至欠下沉重的债务。什么时候这些家庭才能走出因病致贫的困境?新医改能帮他们一把吗?今年我再次走进了北京市的一个困难家庭,来看看他们的变化。
小丫:“有什么千万别有病,在这些年的跑两会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一些因病致贫的困难家庭,现在我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在这里有一对老年的夫妻,他们年纪很大了,还一个40岁的女儿。这个孩子是有重度的残疾。其实医药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沉重的包袱,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些年随着代表委员提案议案的坚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是不是得到了一些解决和改善。”
“阿姨您好。”
“小丫您好。打扰您了。”
在刘阿姨的家里我看到,摆放的都是些老旧家具,她的女儿躺在床上。女儿4岁起就患上了癫痫,导致智力发育低下,肢体变形,根本无法自理,30多年来只能靠刘阿姨和丈夫王连福他们自己照顾。由于时不时地犯病,女儿常年需要靠药物进行控制。老两口就是普通的工薪家庭,女儿的重病无疑成为了压在他们头上最大的负担。
小丫:孩子从小到大花了多少钱?
王连福:“就没数了,除了日常的简单生活以外,主要都花在他身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多了,花的钱也多了。”
每天,退了休的父亲王连福都要给病床上的女儿喂水,倒尿盆,使尽全身力气扶体重160斤的女儿坐起来,穿衣服。而体弱的母亲刘阿姨则不停地给女儿捶腿。他们告诉我,由于经济压力大,他们舍不得花钱雇保姆。但随着年龄增大,快70岁的老两口已经经不起女儿一犯病的折腾,只好送医院。然而进医院又是一大笔的医疗费。刘阿姨给我拿出了一份06年住进医院的一张长长的药费单。这一进去,就花了近5万块钱,而这些钱全部需要王连福家庭自己承担。对于一个被医药费掏空的家庭来说,王连福夫妇感到的是无助和绝望
小丫:“当时您最悲观的时候,什么打算?”
王连福:“恨不得我一脚踢死她,我也进去,至少家里还能踏实一点。真不想活了。”
刘阿姨:“那会儿真活不下去,我们俩抱头痛哭。就没法活。都是半夜送医院,而且对她这病呢,没治。没有对症的药。”
王连福夫妇没有想到,在独自负担女儿医药费30多年之后,2008年,北京实施了“一老一小”和“无业居民”医保。自己重度残疾的女儿也有了医保,药费也能报销一半了。当刘阿姨给我拿出这些小册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刘阿姨露出了笑容,“这个就是红本,就是看病报销50%。这是住院的。这是门诊的。这是养老保险。”
小丫:“现在有一些改变吗?”
王连福:“现在我们感觉到,一是经济上,药费报销。有医保了,社区也照顾。第二个感觉精神压力减少了不少,有指望了。”
刘阿姨现在每周都要到附近的社区医院给女儿拿一次药。由于社区医院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一些药比原来要便宜了。但王连福拿出了一瓶药,他告诉我,这个药换了包装后,价格涨得太离谱,虽然医保能报销一半,但变相地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这个药呢,不到87块钱一瓶,30粒。原来的那个包装呢,是100片,9块4毛5。后来这个药不生产了,说利润太低。改这个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86块2。(那基本上是原来的十倍,作用一样吗?作用是一样的,这个原来一天要6片,这个是要2片半。贵了10倍了。这个不够吃嘛,得买3瓶。原来只要20多块钱,现在要200多。还不算其他的药。这个药能报一半。”
现在正在开两会,我问他们有没有需要我带给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议,老两口说出了他们的担心。
“我们还担心还有其他的药再改,4、5种呢。这4、5种都是6、7块钱的。要是都改,都上去了。”
有了医保,王连福一家三口的医疗负担这两年减轻了不少。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正是新医改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尤其老人、残疾人和儿童的基本医疗保险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就像王连福告诉我的,一些低价药改头换面变成高价药,无形中抬高了药价,也抵消了新医改带来的实惠。这些药为什么会频频变脸?新医改能否给药价虚高画上句号?这个问题我们一次次追问,也一次次期待着答案。
2005年,我找到了政协委员高春芳,她为我们揭开了药价高的秘密。高委员告诉我,药品之所以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虚高,主要是因为从生产到销售,中间环节太多。
高委员:“每一个厂家都有很多的招标商,这个商家的药品在出厂价到招标价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价格增加了好几倍。”
2006年,我在跑两会中见到了韩秀珍老人。她告诉我她的养老金只有580元,每个月上千元的医疗费用无疑就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我现在住院都不敢住。”
像韩秀珍老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仅仅她所在的居委会就有大约40%的居民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而在全国66%的城市居民都是没有医保的。
随着代表委员议案的不断推进,看病贵的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决。2006年4月,南京市率先在全国试行“药费托管”,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降低药价。2009年中国30%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并实现零差率销售。2009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40061万人,完成国务院确定的3.9亿人的目标,加上新农合8.3亿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覆盖超过12亿人。
破除虚高的药价,把老百姓看病的费用降下来,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难怪在新医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力图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基本用药的价格。这个制度上的变化能打破药厂、中间商和医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吗?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政府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缓解看病贵不仅仅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同时还需要更多更好的办法来让老百姓看病的费用降下来。来听听卫生部部长陈竺的思路。
在卫生部,陈竺部长告诉我,为了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国家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目前,我国30%的省市区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买到“零差率”药。今年,这一制度还会进一步得到推广。
陈竺:“扩大到60%的政府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城市里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农村的乡镇卫生院。”
针对于大家热议的药事服务费和药物加成,陈竺部长作了专门的解释。
小丫:“有一个担心就是,基本的药物价格和药事费,一减一补之后,会增加大家的负担?”
陈竺:“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些误解,药事服务费,它和现在的药费加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在收费规则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药品加成实际上是在你的用药的费用为基础,然后随价加成15%,而我们讲的药事服务费,它的收取的规则,只是保证药事服务的成本,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医院对药物管理的基本成本;另外一部分是更高一点的技术服务费。
产生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药品加成跟药费挂钩,也就是说用药用得越多,加成费就越高。用贵药,它相应药费更高。这样就有机构和个人就要去开大处方,这样就造成医疗费用的失控,实际上过度用药,过度诊断,都会给病人健康带来损害,现在讲的药事服务费,它是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出发的。它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是医生,医院,更多的考虑成本,而不是考虑创收的问题。”
而针对于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模式,陈竺部长给予了肯定。
陈竺:“神木县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居民,每个人出资水平400块。一年运行下来的情况相当好,因为管理得很好。它把我刚才说的很多的这些提高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费用的手段都用上去的,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它的县医院和基层互相之间的转诊啊,它在外面还有定点医院,它的定点医院一直定到,北京协和医院都是它的定点医院。但是不是每个病人都放到这来,而是真正特殊复杂的疾病,认为这个病,应该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治疗,它才给他纳入到定点医疗机构去。如果县长们都像神木那样的话,我就在想恐怕300元的目标,至少在我们,大概五分之一的县里可以做起来。”
小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神木医改的模式,可以在百强县当中推广?”
陈竺:“我觉得百强县肯定做的到,而且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是前三百到四百强的县,大概都做得到。”
陈竺在两会上曾经说过,医院要从创收中心,变成服务中心、成本中心。完成这样的转身,新医改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今天我还采访了更多的两会代表和委员,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吴存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是有差距的,特别是高水平的医疗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医术比较高的,这个资源还是短缺的。那么资源一旦出现短缺,必然带来价格上的上涨;第二个医院到底是公立性质的还是完全推向市场的,这个定位在有些医院定位还是不清楚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以药养医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药的收入占医院收入比重很大。”
针对上述问题,2009年底合肥市推出了新的医改方案,涉及基本医保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改革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等五大方面,三年预计投入60亿元,多箭齐发解决看病贵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吴存荣:“首先对药品统一采购,统一配送,零利差批发给医院,让利给群众,让利给医院;第二个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包括对民营医院给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第三个医院内部的体制改革来讲,就是采取竞争上岗,提高医院内部的运行效率和运行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吴江市市长徐明:“国家公布了基本药物制度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购到便宜的药物,我们吴江实行了全面的(药物)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使得我们的市民都可以得到比较廉价的药物实施以来据我们统计平均药物价格下降了30%到40%。”
全国人大代表黄鸣:“我建议作为企业可以作为一个补充方式,那么企业本身它的资源很多,比如说建立企业的医疗室、企业医院,它自己本身解决了,家属和员工的一些问题之外,可以对社会做一些贡献。”
全国政协常委刘汉元:“社区医院要建人们的就医观念可能也要与之匹配,做一些调整才能够在硬件资源,软件资源这种均衡配备上面大家共同努力,解决这样一个分散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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