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工资为何难涨 少数人拿走大部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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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经济所副所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专家组成员

　　南都周刊策划 张东生 执行 林之东 陈建利 插图 李峰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林之东

　　“你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反映自己的工作贡献吗？”

　　MSN上，马莉向记者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接着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回复：“当然不能！”

　　马莉是标准的白领，担任国内一家著名的IT企业的部门经理。毕业以后，随着她职位的上升，她的收入也在随之增长。但她对自己的收入并不满意，“付出的比得到的多，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共同感觉。”

　　在职场拚杀的她或许还不知道，一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展开。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无法感知这场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她也并不知道，除了业绩上升、职位提升之外，还有什么涨工资的理由？

　　低工资的国度

　　7月1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四部委负责人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答记者问”的文章，标志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面启动。

　　在回答“为什么要改革”时，官员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上周，一位西安烟草企业职工的工资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位职工透露，每年她的银行卡上基本维持将近60000元的收入——这包括基本工资9600元；效益工资约36000元；通讯、交通、菜篮子等各种补贴约4800元；公积金存款约10000元。当然，这还不包括当年的年终奖金。

　　事实上，这种收入水平在大型垄断企业中并不少见。也是上周出台的一份央企利润统计显示，共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了100亿。这“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即传统的煤、电、油、运行业。他们的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炮轰垄断行业工资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不要只盯着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收入依然很低，这种长期的低收入不是更不合理吗？

　　去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这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我们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工资的国度。

　　与低工资相伴随的，还有工资水平的低增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12年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也许民工工资增长并不能代表全部，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的起薪点。团中央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即便如此，调查中仍有77.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过高。

　　马莉很庆幸自己毕业得比较早，在她毕业的时候，全国大学生的起薪点至少可以保证在1500元以上，像她那样的名校学生都在向3000元看齐。而在今天，媒体的标题早已定性——“大学生进入低工资时代”！

　　钱都哪儿去了？

　　“1992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担心发生的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不幸被言中，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宋晓梧痛心疾首地表示。

　　宋举出的例证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

　　也就是说，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变动趋势是居民的份额不断提高，企业的份额有所上升。而此后的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消弱。

　　在西方经济学里，“分享工资理论”已经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存工资理论”、19世纪中叶的“工资基金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和20世纪中期的“劳资谈判工资理论”，成为主流的工资理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分享企业发展的好处，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共识。

　　而在中国，很多人对工资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这个由古典经济学派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描述的理论，更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现实——从长远看，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人的工资等于它的最低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使其勉强糊口的水平上。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种“生存工资”成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一位学者指出，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待放在即将到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上。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不仅仅把涨工资的希望寄托在老板、上司和领导身上，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来抑制畸形的高工资，同时改善畸形的低工资。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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