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故友情深谊长(组图)

他对故友情深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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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故友情深谊长

他对故友情深谊长

　　文/刘人伟

　　一个人的情感和牵挂，如果能始终都不以位之尊卑而转向，而取舍，他的真诚便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永不磨灭的品质——这是与江泽民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我以及其他朋友发自心底的感慨。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结，使与他接触和交往的人，在心灵深处为之感动。

　　(一)

　　1956年，江泽民同志从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回国后，任一汽动力处副处长。那时，我刚毕业分配做苏联援建一汽的动力专家基列夫的翻译。工作上，江泽民同志和基列夫必然要经常发生联系。那时，找专家必须先通过翻译。这样，我们三人就有了很多见面和交往的机会。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江泽民同志时，他的仪表和言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清瘦而斯文，说起话来却洋溢着热情。基列夫曾是江泽民同志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热电站的值班工程师，两个人交谈起来有许多共同话题。基列夫在建厂的初期，直接参加了一汽动力系统工程的建设，跑遍动力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对动力系统的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江泽民同志经常向基列夫请教，基列夫也经常主动带江泽民同志下到现场实地指点。当年江泽民同志30岁，基列夫长他16岁。他们对事业的热爱，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他们处事为人的大度无私，奠定了他们兄弟般的情谊。他们交流的时候，完全可以直接用俄语对话，只是偶尔需要我帮助一下，而在专业技术上江泽民同志则常常教我。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号压缩空气站。基列夫特别提醒江泽民同志说，这几台大功率的电动机，是苏联研制开发出来后第一个向中国提供的，操作上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损失是相当大的。他希望动力处在对工人培训上一定要认真。尽管当时在中国国内还没有同类的电动机供岗位培训用，江泽民同志还是当即表示，保证一定不出问题。

　　基列夫回国前，提出动力系统要保证安全运行，动力设备必须要有备品备件保证。他认为，只要在中国能生产出来的，技术上也符合要求的备件，就不必再从苏联进口。这样既可节省外汇，又可以保证及时、长期而又稳定的供应。于是，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和基列夫一起到南方一些生产厂考察。1957年5月，我们一行3人出发了。因为我年龄最小，由我负责出差中的吃住行和与当地的外事部门联系；江泽民同志与各地的电器生产厂家联系，安排参观考察及技术谈判。此次出差我们先后到了南京、无锡、上海及杭州等地，历时20多天。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对电器厂比较熟悉，因为他在上海一机部第二设计院电器科工作过，与这些厂有过交往。在这些厂考察时，基列夫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江泽民同志在讨论时非常尊重基列夫的意见。通过这次考察，解决了动力设备的备品、备件供应问题。

　　这次出差所到的城市，都有许多旅游观光的好去处。江泽民同志私下对我说，基列夫在一汽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年，应该安排他游览游览，因为以后他不一定有机会再来中国。可是，基列夫却坚持抓紧时间回长春工作，只勉强同意到西湖转了半天。江泽民同志非常钦佩基列夫公而忘私的精神。

　　我们共同出差的3个月后，基列夫便准备启程回国。在与江泽民同志一年多的交往及共同工作中，基列夫非常赞赏江泽民同志的品格和能力。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工作态度的严谨和高度责任感，使基列夫认定，江泽民同志是个挑得起重担的人。临行前，基列夫对一汽厂长说，如果能把江泽民同志提到总动力师的位置上，这里的工作他就放心了。

　　基列夫专家做完了他最后一件工作之后，安心回国了。回国前，总厂赠给他一幅第一汽车制造厂全景锦绣画。江泽民同志个人还特意送给基列夫一张两寸小照片，上面是江泽民同志的两个儿子小明和小康，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基列夫同志留作纪念。在长春火车站，江泽民同志与动力处其他领导及技术人员代表数十人前去送行。江泽民同志与基列夫紧紧握手拥抱，依依不舍。基列夫也非常激动，在火车车厢门前不停地流泪、挥手。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政府方面与民间交流中断。1959年，忽然有一天，我接到基列夫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简单，顺带提到一汽动力系统中应当注意哪些技术问题，让我转告江泽民同志，并向他问好，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能不能给我寄两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

　　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正常。这时距基列夫挥泪告别一汽已有32个年头，江泽民同志仍很想念这位异国的朋友。一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想邀请基列夫来中国访问，看看中国的变化。他还说，基列夫年事已高，再晚恐怕就不可能了。时隔不久，江泽民同志便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时，我已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系，由他们出面邀请，因为毕竟基列夫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本来，按照中方的邀请，基列夫可以带夫人或女儿陪同来华，但他为了给中方节省差旅费，决定一个人来。江泽民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和我夫人许月明(她当年在一汽工作，与基列夫也是朋友)全程陪同基列夫，全面照顾好他在华期间的起居和活动。

　　基列夫抵达北京的那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刚从江西考察回来。当晚6时，我们陪同基列夫来到中南海会见大厅，没想到江泽民同志早已在门口等候。两人相见，便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那一刻，激动的泪水代替了千言万语……那是怎样的人间真情啊！一方是异国的早已退休、默默无闻、风烛残年的高龄老人；一方是堂堂大国的最高领导人。欢乐和眼泪交融在一起，站在一旁的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晚宴后，我们在一起畅谈，回忆往事，仿佛时光在每个人眼前倒流。我们相互用俄语直抒胸臆，那种感觉真是好开心！在大家兴致正高的时候，江泽民同志提议，我们一起唱一首俄文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曲的旋律、韵味，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

　　基列夫此次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安排，他自己打电话给上海朱 基市长、深圳李灏市长，在中央开会期间亲自找广东省叶选平省长，委托他们接待好基列夫的参观访问。在上海，基列夫住在衡山饭店，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同志带着孙子、孙女来见基列夫老爷爷。基列夫送给这两个小孙子、小孙女俄罗斯小礼品，后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已泛黄的两寸小照片，并指着照片上的两个小孩说：“瞧，这就是你们的爸爸！”原来这张小照片就是30年前他离开中国时江泽民同志送的。王冶坪同志看见了基列夫泪水流淌的脸，很是激动。她说：“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您至今仍保存着这张小照片，这是您对我们一家的一片真情厚谊啊！”

　　在上海，朱 基市长的接见及宴请安排在上海大厦。30多年前，江泽民同志、基列夫和我出差到上海时就住在这里，这使基列夫感到格外亲切。这次上海的接待，江泽民同志特意邀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出席，因为他在50年代任一机部副部长时与苏联来华专家有过密切交往。在宴会结束前，朱 基市长代表江泽民总书记赠送基列夫一套上海产的高级音响设备。基列夫见到这样贵重的礼物，坚持不肯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主动为基列夫收下了。在送基列夫回国时，我背着他，悄悄把音响设备送上了车。后来才知道，这套音响设备基列夫并没有留给自己，而是以江泽民同志的名义，送给了李哈乔夫汽车厂少年儿童文化宫。

　　在广州，叶选平省长亲自出面宴请。在深圳，李灏市长热情接待。在汽车行业，基列夫参观了一汽、二汽、南汽及上海大众等。每到一处，基列夫不仅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骄人的成就，而且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他胜似兄弟的友情。

　　基列夫在中国参观访问前后有40多天。结束访问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设宴为基列夫送行。在宴会上，基列夫非常高兴地向江泽民同志讲述了这些天来的感受。他说，你们的邓小平太伟大了。在短短时间里，能把中国建设得这么快，这么好，实在不容易。我对您也是充满信心的，您也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自己国家建设得更好。临别前，江泽民同志嘱咐我护送基列夫到中俄边境。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首次访问俄罗斯。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有许多政府首脑及要员、知名人士出席，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竟有一位不为人知、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基列夫在座。宴会进行中间，江泽民同志离座端着酒杯走到基列夫跟前，举杯向他敬酒。这时，他让陪同人员拿出一本自己在上海出版的译著《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赠送给他留作纪念。

　　1993年，江泽民同志第二次访问俄罗斯。那时我在莫斯科工作。江泽民同志在出访的前几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要会见基列夫，并要我和许月明一起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在江泽民同志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9时30分，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已由大使馆安排好，明天即派汽车接基列夫夫妇和我们两人去克里姆林宫国宾馆，会面时间定在晚上9时。见面时，基列夫和江泽民同志热烈拥抱。那天晚宴有江泽民同志夫妇，还有王荩卿大使夫妇。

　　1995年，江泽民同志应俄罗斯政府邀请出席战胜德国法西斯50周年的盛大庆典，尽管在莫斯科的活动日程安排得非常紧，还是询问基列夫的身体情况，问能否出来见个面。我说，基列夫已经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了。他让秘书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罐头等食品，让我带给基列夫。

　　1996年，我已结束在莫斯科的工作回国。有一天晚上，江泽民同志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基列夫在前一个月去世了，他也刚刚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他让我立即打电话给基列夫的夫人尼娜·吉洪诺夫娜，代表他对基列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一个多月后，我将随电子工业部一个研究所的考察团去俄罗斯。江泽民同志得知后，让秘书通知我到他家中，带点东西给基列夫家属，并嘱咐我一定抽出时间，去基列夫的墓地代表他献花志哀。到莫斯科后我由中国驻俄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基列夫的女儿娜塔莎陪同去了公墓。在基列夫墓前我们代表江泽民总书记献上花，花带上写着“江泽民”三个字，我还把这些都拍了照片，准备回国带给江泽民同志看。在基列夫墓前，娜塔莎激动地对我说，江泽民同志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我父亲在俄罗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过去他只是在中国建设一汽中做过一些工作，却至今仍受到中国人民的关怀。我们全家人十分感谢江泽民主席，请代我们谢谢他。当我回到基列夫的家时，病卧在家的基列夫的夫人尼娜·吉洪诺夫娜非常悲痛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小盒，里面装有6把刻有精美花纹图案的银小勺。尼娜说，这是基列夫生前最喜爱的东西之一，他珍藏已有很多年了。临终前，他特别交代，在他死后一定设法把这盒银勺送给江泽民同志留作永久纪念。尼娜又指着客厅墙上挂的一幅颜色暗淡的油画说，这是一位俄罗斯18世纪著名画家的作品，题名《森林》，也是基列夫珍藏多年又十分喜爱的，他也交代过，要把这幅油画送给江泽民同志。当时，我带不走，就灵机一动，先拍一张油画照片带给江泽民同志，待以后请大使馆设法带回国。离开基列夫家前，尼娜与我们在基列夫遗像前合影留念，背景有一幅50年代一汽全景锦绣画。尼娜还将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亲笔信，请我转交。

　　回到北京，我立刻将尼娜的感谢信、纪念品及现场拍的照片送到江泽民同志手中。

　　1997年，江泽民同志又一次应邀赴俄罗斯访问。这一次他将基列夫的夫人、女儿及曾外孙邀请到了克里姆林宫，又单独宴请了他们，还送了礼物，并对他们说，今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国的大使馆。

　　(二)

　　细微之处见真情，平凡之中见高尚。江泽民同志的平民情结，不仅体现在和苏联专家基列夫的关系上，而且在与他共过事的许多平常人的心目中，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们之间交往的“细末小事”，同样充满这种真情。

　　1962年“五一”期间，我与许月明旅行结婚。那时，江泽民同志刚刚调离一汽，到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我和许月明都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愿望：结婚了，一定要告诉江泽民同志，而且要在旅行结婚期间，去拜访他们夫妻俩。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江泽民同志家的详细地址，只打听到他们住在上海曹阳新村。我们找了好久，终于在一幢很旧的6层楼中找到了。老朋友见面格外亲热。江泽民同志见我和许月明已经结婚了，高兴地说：“好嘛，你们俩在一起蛮好嘛！”我告诉他，结婚后，许月明要去西安交大进修。江泽民同志高兴地说：“好哇！小鬼，再深造一下，这样你是西安交大毕业，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那么我们都是交大的了。”

　　听到江泽民同志叫许月明“小鬼”，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长春一汽，我永远也忘不了，是江泽民同志促成了我们的婚姻。

　　许月明是与江泽民同志同期在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动力系统实习的，许月明是同期实习生中年龄最小的，当年仅有18岁，所以大家都叫她“小鬼”。回国后，许月明被分配到一汽动力处气体车间任技术员，是江泽民同志的下属。基列夫去气体车间需由我陪同前往做翻译，这样也就认识了许月明，渐渐地产生了感情。要不要接受我的感情，许月明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她后来告诉我，在她举棋不定的时候，她曾去征求江泽民同志的意见，是江泽民同志帮助她做了最后的选择。

　　那天，江泽民同志向我们问到一汽和动力分厂的许多人和事。他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的讲述，从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江泽民同志对一汽事业发展的关心和对老同志的挂念。

　　1963年，我被调任一汽郭力厂长的秘书。1964年，郭力厂长调任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我随同调往北京。

　　1967年的一天，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出差，我们喜出望外地在汽车局相见了。那时我才知道江泽民同志已调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工作。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时局动乱，人心浮动，正常工作也都没有了秩序。我把江泽民同志邀到家里坐坐。我的住处是两家公用一个厨房，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小北屋，与邻居家的间壁墙还不隔音。我们小声地议论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江泽民同志那时就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一些看法，只是说得非常谨慎。他提醒我们要多思考、多观察，头脑要保持清醒。

　　1969年，我被下放到湖北二汽。当时，许月明没有下放，她和两个孩子暂时留在了北京。一年以后，全国掀起深挖“5·16分子”运动，波及二汽。我成了审查对象，被停职检查，同时被停止党员活动。当时我非常担心自己今后的命运，常常恐惧会再也见不到孩子们了。所以坚持要许月明带着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从北京绕道来武汉，再把孩子送往南通我妹妹家。于是，我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求助。到武汉后，我才知道，他作为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所长，正在靠边站接受审查。在这种处境下，他要接站、安排住宿，显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可是江泽民同志安排得很周到。

　　1978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久旱的禾苗沐浴着雨露。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被一机部汽车局借调从湖北十堰回到了北京。许月明当时在外地工作。一天，在办公楼里，我和江泽民同志相遇了。他问：“怎么，许月明没有来？”我说：“我是一个人被借调到汽车局的。”江泽民同志主动关切地说：“让我来想想办法，你们总不能老是两地分居呀！”当时江泽民同志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

　　许月明调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给两个孩子换上了干净衣服，到百万庄江泽民同志的家探望。江泽民同志摸着他们的脑袋说，“都长这么大了！”一句话，像显影剂一样，8年前在武汉的那段往事，又真切地浮现在眼前。

　　两年后，我们被调到南京汽车厂。江泽民同志先后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由于业务需要，我常去北京出差，因为他工作繁忙，很少去打扰他，但总想去看望他。有一次，我在一机部办完事，去了已搬到三里河的江泽民同志家探望。

　　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但他对我们这些“布衣”朋友的友好与真诚，却始终如一。在我们陪基列夫访华时，江泽民同志已任党的总书记。那次到中南海，许月明来晚了，她一边和江泽民总书记握手，一边说：“总书记，我是穿着工作服来的，这次接见不能算数，等下次穿件漂亮衣服，再接见一次才算正式的啊！”江泽民同志笑着连连说：“好哇，好哇。”

　　我们和江泽民总书记在一幅绘有牡丹和凤凰、写有“前程似锦”的大屏风前合影留念。晚饭安排在紧临接见厅的一个小餐厅。席间，江泽民同志说，这是我的个人宴请，大家可以随意一些。那晚，我们真像到家一样，无拘无束。当江泽民同志问到我和许月明近几年的情况时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许月明回答：“侬当大官了，门槛高了，我们不好进嘛。”许月明讲的是上海话，语气是玩笑式的。江泽民同志瞪着眼睛，脸上却挂着笑说：“当大官怎么了，我也没跟你们摆架子啊！” 许月明说的是“笑谈”，江泽民同志讲的是实话。

　　我和许月明在俄罗斯工作3年多，每年回国，江泽民同志总会邀我们去做客。1993年3月我出任中汽进出口总公司驻俄罗斯首席代表，年末例行回国休假。有一天上午，我打电话向江泽民总书记的秘书做了通报。真是没想到，当天晚上8时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打电话找我。他说，刘人伟，你和许月明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我还客气地说，不麻烦了。江泽民同志却特别诚恳地说：“来吧。”工夫不大，我们的车便停在了中南海一个四合院的平房院落前。院子的门很小。走进去发现院子也不大，远不是我之前想象的总书记住的院景。落座后，我环视了一下这间客厅：大而空，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在一套一大两小旧式沙发的对面是一台大概34 的电视机，放在一个极普通的柜子上，旁边放着一台似乎年久的钢琴，上面没有任何罩盖，钢琴前放着一个凳子。

　　晚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我们四个人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他关心地询问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作情况，以及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形势与老百姓的看法，等等。谈了一会儿，也许是为了轻松一下吧，江泽民同志说：“刘人伟，我们唱唱歌吧，你的嗓音还很甜的嘛。”江泽民同志坐到钢琴前的小凳子上，打开了钢琴盖儿弹琴给我们伴奏。后来，他又拉起了二胡。那个晚上，我和许月明本想早点离开，不要影响他们休息。可是，大家兴致很高，不觉忘了时间，还是秘书进来提醒。我们告辞时，江泽民总书记披上外衣送到院门外，车开了，他还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1994年初，江泽民总书记知道我们要去莫斯科，这一次他让王冶坪同志给我们住处打来电话。王冶坪同志说：“老江请你们明天晚上过来。”我说：“不久前刚到过你们家，不再去添麻烦了。”她说：“我妹妹从大连带来蟹子，明天来吃晚饭吧。”这次在他家中吃饭聊天时，他问我都到了哪些地方，听到什么反映。那时我刚从南京、上海、南通等地回来。在南通老家，当地居民对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说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的相关职能单位串通一气，不顾老百姓的疾苦与困难，霸道强拆，侵害居民利益，群众怨声很大。江泽民总书记边听边皱眉头，时而自语地问着：“噢，有这事？”“怎么会这样？”后来，全国整顿、规范房屋拆迁工作，下大力气打击一批借拆迁之机“横征暴敛”者是否与这些话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听我讲述时的严肃认真和忧思的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底，我和许月明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工作，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我们的情况。那天，在他家里吃过晚饭后，我从包里拿出一张议论中国时局的俄文报纸，文章是整版的。江泽民总书记说：“我没戴眼镜，你念给我听吧。”于是，我把文章的其他部分简要地介绍了一下，重点谈了关于江泽民同志的一段。这些内容，都是我用俄语完全“照本宣科”的，未夹杂一点中文翻译。江泽民同志细心地听着，没有打断过。读完后，他说：“这张报放在我这儿吧，我再好好看看。”

　　2000年5月，我爱人许月明被诊断患了肺癌。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我的内心着实有些承受不了。一些朋友好心地提示我们，把这事告诉江泽民同志，能到北京治疗，也许好的希望会更大一些。但许月明坚决不同意，她说：“不要给总书记添麻烦了。我在南京的医治条件不是也很好吗？”可我心中的隐痛却不断敲击着我：应该告诉江泽民同志！但许月明的意愿是不能违抗的。我只好把她得肺癌的事情，打电话告知了原一汽副厂长沈永言，并说许月明不让告诉江泽民总书记。沈永言听了后说，那怎么行呢？万一老许有个三长两短，就没法交代了！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接到沈永言的电话，他说他刚打电话，把许月明得癌症的消息告诉了江泽民总书记。这天晚上8时多，江泽民同志就把电话打到了我们家里。刚好许月明做完第二疗程的化疗在家休息，电话是我先接的。由于意外和激动，对于江泽民同志的问话，我一时语塞。这时许月明把电话接过去，问候之后讲述了自己的病情，并语调轻松地说，自己肯定没问题。电话中，她婉拒了江泽民总书记要她去北京治疗的建议。

　　在许月明肺癌的治疗过程中，江苏肿瘤医院，南京跃进汽车集团的领导，以及许许多多的同事、亲朋好友都是尽了全力的。许月明自己战胜病魔的心态也很让人佩服。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袭击引发了肺炎并发症，残酷地夺走了她本来充满希望的生命。2001年2月8日晚10时10分，许月明走完了66年的生命历程。我悲痛欲绝，精神恍惚。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江泽民同志亲自打来电话(可能是沈永言告诉的)。他在电话里悲痛又惋惜地说：“怎么啦，她的病变化这么快？不久前我还与她通过电话，听声音底气还很足的嘛……”我握着电话筒，已哭得失声，实在说不下去了。正在我家中的曾在一汽共同工作过的徐家宽接过电话代我说了几句。江泽民同志在电话中说：“老徐啊，你告诉南汽领导，请厂里帮助刘人伟处理好许月明的后事，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啊！”当天下午4时左右，从北京发来有江泽民同志签名的唁电：“跃进汽车集团转刘人伟同志，惊悉许月明同志病逝，谨致哀悼，并向你及亲属表示衷心的慰问，望节哀。”

　　在亲友中，第一个打来慰问电话的是江泽民同志，第一个发唁电的也是江泽民同志，专门打电话邀我去北京当面安慰我的仍是江泽民同志。我和许月明只不过是在基层工作的普普通通的退休人员，一介平民而已。江泽民同志作为一国之首，他对平民朋友的牵挂与关怀，却总是与时间的推移而同步，且主动而真诚。只要与他结识过、结交过、共过事的，无论原来是他的上级还是下级，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遇到问题与困难，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他知道了，他都尽力而为去关照、去帮助。

　　江泽民同志让人崇敬和感佩的胸怀和品格的具体体现，远远不止我所了解和经历的。凡是他所认识的老相识、老朋友、老同事他都牵挂着，他永远和大家心连心。我所列举的仅是点滴，但是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有和我相同的心灵折射！

　　(刘人伟 曾任一汽苏联专家翻译、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外经处处长。)

　　(以上文章选自《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一书，该书近期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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