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召开的重庆市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市长王鸿举强调，“重庆可以借鉴山西、河南等地对非法、违法煤矿死一人罚100万元的做法，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死一个矿工让老板拿出120万，让不法矿主更加死不起人。”（2006年2月28日《重庆晨报》）
用经济杠杆“调节”矿难，不失为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2005年，重庆的事故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促使该市下决心加大罚款力度，以降低事故，尤其是矿难的发生。死
亡一名矿难，要罚矿主120万元。这样的数字，虽不是天价，也足够矿主“心疼”几天了。
现在，山西、河南的矿难“死亡标准”（不管是罚款标准，还是赔偿标准），死亡人均金额，均已超过百万元大关。对这样的“死亡标准”，笔者举双手赞同。疑问在于，同在一个国家，同样是对矿难死人罚款，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标准，而各省的主管机构在业务上又接受同一个部门——安家安监总局的指导，这显然有些不大合适。如果对矿难死亡的处罚标准缺乏国家定额，那些矿主更愿意将资金投入矿难代价相对低的省份。要命的是，山西、河南、重庆的矿难死亡处罚标准之所以“遥遥领先”，原因正在于此三省市的生产事故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样一来，几年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事故死亡率又窜上去了？
全国“两会”在即，我想，是到了商议对矿难等安全生产事故死亡处罚标准进行“国家定额”的时候了。没有“国家定额”，各省自行其是，制定出来的“死亡标准”，难免缺乏可信度。比如说，死亡一名矿工，重庆市要罚矿主120万元，有人便提出异议了：你市长有什么权力罚这个数字，而不是别的数字？矿主会不会听命于市政府，按死亡人数，乖乖拿出N个120万元？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大抵就是这个道理。“死亡标准”不能是地方标准，全国应该有个统一的标准，并且有相应的赔偿保障机制。如果涉案的矿主闻风而逃（这种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人均120万元的赔偿金，如何落实到遇难矿工家属的手中，或者进入地方财政里？这分明不是哪个市长（省长）一句话，就可以得以贯彻的。如果行政命令真的一说就灵，不要说矿难了，有多少社会难题，不早就迎刃而解了吗？
希望今年“两会”召开的时候，能有代表提议，酝酿一下对矿难死亡处罚标准予以核定。既然准备下狠心对付矿难，那就把赔偿标准的起点定得相对高一点，并且实行处罚金预备制度，凡是经营煤矿的单位，不论性质是国有还是个体，一视同仁，让“死亡标准”落地，而不是唬人的“纸老虎”。
作者：刘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