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如何把药价降下来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改革已经启动，却又不到位或不配套，结果导致的情况有些比不改还糟，但这并不是改革之过，而还是应当深化改革。

　　在看病贵中，药物贵是最大的一块。那么，如何能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是否可以由政府来统制药价且实行降价？自1998年以来，政府有关机构已有过17次“药品降价令”，但效果并不明显。《南方日报》5月11日报道，第18次药品降价又在逼近，预计110个品种降

幅25%，部分廉价药将首次升价5%—10%.

　　前17次降价的效果之所以不明显，问题在于，利益驱动之下，所降价的药品或称“普药”几乎进不了城市的大医院，而是很快被驱赶到乡间，甚至渐渐被驱赶出市场。今天我们在城里已经很难见到几分钱一粒的阿司匹林或者几块钱一支的青霉素了。城里的医院用的多是昂贵的药品，而这些药品多是作为单独定价的“新药”而进入市场。

　　据2005年年底出版的总第149期《财经》报道，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这些“新药申请”中，绝大部分是中国药典中已有的药物，仅是对剂量、给药途径或其他新用法方面做了变更。一旦成为“新药”，价格就大大提高。正如钟南山所批评的，今天药物的推陈出“新”令医生也觉得眼花缭乱。而要得到“单独定价”，需要有一笔不菲的“公关费用”。这种“推广费”大概占药价的30％－40％。最近药监局的几位司、处长被查究，这种“放水”的状况或可有望扭转。

　　而医院为什么都购进贵药，而不买贱药？因为医院按规定还可以加价15%，越贵的药品收益当然也就越高。这是看得见的“好处”，还有更多得多的看不见的“好处”，这些“好处”将主要由医药代表与掌握购买药品权的人和处方权的医生分成。从一种药品的出厂价到患者实际购买时的价格，其间要提高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翻番，这其中的“利润”之丰厚自然可想而知，而这些“利润”大都成为流向个人腰包的“灰色收入”。另外，办医院以及医院各项收费的定价都受到统一控制，而医院要养活自己，还要不断提高收入，自然也就日趋其“贵”了。

　　所以，“药贵”的确是一个在制度与人的互动中多年形成的顽症，它所打造成的灰色利益链目前已相当牢固。除了医药行业的直接得益者，某些管理机构对此也是难辞其咎，不仅有腐败问题，也有官僚作风、管理松懈、以及各种机构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单是依靠寥寥几个揭发“回扣”的医生个人乃至某些官员，显然是不可能治好这一顽症的。

　　在这里，我想推荐并引申上述《财经》报道的一种思路。文章的作者认为，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实际无法冀望于行政式的降价或全部统一定价。打破在医药行业已经形成的从价格主管部门、监管者、医院、厂家到医药从业人员的灰色利益链，才是关键所在。其中价格主管机构的单独定价政策、药监局的新药审批政策以及医院的监管体制尤其值得反思。卫生行政部门既管卫生，也办卫生，这种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政府的职能管理机构很难采取中立和站在社会利益的立场去展开工作。但在目前医改还没有大规模启动的情况下，也可从“卡住新药审批”与“引入医保监督”两方面来适当规范药品市场机制。

　　政府首先应刹住对那些层出不穷、价格也层层加码，其实并无多少创新含量的所谓“新药”的审批。国家还应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尽快完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各种

　　解决药价虚高的一个关键的确还是解决目前“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以及医疗行业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医护人员报酬的市场定价机制被行政管制严重扭曲，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发生严重扭曲。因此，有必要让行政机构退出医院管理领域，鼓励医护人员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诊断中心、手术中心、护理中心等专业机构，保护一切参与竞争者的平等权益，引入与权益增加的幅度相匹配的惩罚强化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改革已经启动，却又不到位或不配套，结果导致的情况有些比不改还糟，但这并不是改革之过，而还是应当深化改革。

　　总之，药价虚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解决它自然也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虽然有时候也需要下猛药，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诉诸法律和形成制度。现在宣传的有些地方主管卫生官员的铁腕治理药价的行为，虽然可以奏效于一时一地，但关键还是要看其是否有可能形成普遍和长期有效的制度。

　　何怀宏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