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纯：经济学家没有理由害怕公共舆论

　　经济学家吴敬琏6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把收入差距拉大提出来，可以唤起人们理性地寻求解决方法，但是不应该加以炒作，不然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也认为：“在处理收入差距拉大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少说多做。”（《中国青年报》6月26日）

　　笔者认为，吴敬琏等人对“舆论之用”的看法值得商榷。

　　公众就当前的贫富差距现象提出意见，是一种正常的观点表达，而非所谓的“炒作”。

　　那么，公众可不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这要看是否发挥了效果。比如舆论沸腾，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甚至还逆舆论之势而上———如果分配仍然不公，收入依旧悬殊，有人在继续非法致富，有许多人仍在被以各种形式变相剥夺而愈加贫穷，则公众的讨论就远未到炒作的层面。而就当前而言，既然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已开始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健康和速度”，就不能责怪人们对此的关注热情。

　　经济学家们以“炒作”替代“意见表达”，或许是担心这会有失偏颇，可能会“三人成虎”，从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精英式的自负。在当前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意见表达本身并没有那么糟。个体的或小范围的舆论，或许确会有“盲目”

　　之虞。但任何一个问题只要上升到公共舆论的层面，则只会越辩越明。试玉要烧三日满，譬如就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这种社会现象而言，炒作本身不会阻碍“理性地寻求解决方法”，也不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可以说，就公共政策而言，舆论是试金石；就专家言论而言，舆论是解剖刀；就社会现象而言，舆论是放大镜。

　　只有经过充分的意见表达，事件的真伪和观点的可行程度才会被人们看得更清楚。

　　经济学家们没有理由害怕公共舆论。可以回想一下，当前的某些“不成功”的改革，有许多正是被一些经济学家们推波助澜—————譬如“高校扩招拉动内需”并最终导致“教育产业化”倾向；国企的MBO改制方式风行一时。近年来，舆论对此的讨论并没有使这两个领域的事情变得更糟，却让更多的人们逐渐认清了这两种政策的漏洞，部分起到了“亡羊补牢”之功。

　　以此为鉴，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让公众发表意见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办法之可行与否才能得到多种角度的论证，才能引起关注发生效果。

　　我们不能把过分的炒作和合理的公众意见表达混淆起来，因为这会堵塞言路，隔绝民意。不利于事情处理的过分的炒作是要坚决反对的，但合理的意见表达应该鼓励和支持，它是公众不可剥夺的话语权，是使公共政策趋于理性的建言途径。此前，有地方出台“撞了白撞”的条款时；当有城市欲出台“禁乞”的规定时；当收容遣送制度致死人命时，都曾引起舆论热议，这些议论其实只是公众意见正常表达，算不上什么“炒作”，相反这些，它避免了公共政策的偏颇，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决不曾“使问题越来越复杂”。面对热点的社会问题不开展讨论，只会拖延问题，无益于社会的长远发展。

　　□郭之纯（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