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肘击，恶意的推搡，背后飞铲，故意手球，还有蒸腾着新鲜汗臭的辱骂。已然失焦的比赛一度中断，球场上混杂着人性和兽性的气息。你绝对想象不到，这样一出闹剧会在世界杯赛场上出现，也很难相信主角是葡萄牙和荷兰，——通常，他们都还比较绅士。当然，还有伊万诺夫，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主裁判。
在这场创下16张黄牌和4张红牌惊人纪录的比赛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假如将
它作必要的抽象化处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套语言复原这场比赛，并探寻世界杯历史上这一最令人咋舌现象的形成机制。
裁判在球场上是制度和规则的化身，不容置疑且被假设为无懈可击。足球规则本身的完备使得裁判有两种执法选择：无为而治或者施行重典。但实际上大多数裁判都如同法家，乐于在球场上通过惩罚塑造自己的权威。古罗马暴君提比略这样描述自己和人民的关系：“他们恨我，但更怕我。”这场比赛，俄罗斯裁判伊万诺夫的手20次伸向衣袋摸出卡片，他自己都有些颤栗，但他就这样创造了一个绝对权力之下暴政的骇人景观。
罗素将权力形容为一种“必要的恶”，暴力是权力的天然属性。因此，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伊万诺夫通过红黄牌行使惩罚，是令开始混乱的球场秩序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的必要手段。然而从消极的一面看，过度倚重惩罚而不是情绪疏导和道德示范，则会形成专制和暴政。很不幸，暴政与重典历来就是培育暴民、形成区域内暴力接力的温床。
因此，你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裁判疯狂挥舞着红黄牌，但是球员还是前赴后继地碰触规则的雷区。无论何种惩罚，一旦形成执行上的惯性，在受众中也必然形成精神上的免疫力。在球场上和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之中都是如此。《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真的强者，不是惩罚，而要赦免。”假设伊万诺夫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他将会在球场上同时占据规则和道德的双重制高点。
作为执法者，一个老到的裁判看到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往往会叫过双方的队长，要求他们安抚自己球员的情绪。通过双方队长的劝慰疏导和道德示范，结合制度性的惩罚，才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荷兰和葡萄牙的球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球员，他们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比赛情绪，懂得如何服从游戏规则。当然，挑衅对手使之触犯规则并受到惩罚，这一点他们也都拿手。在这场比赛的生死意味重压之下，双方起始的犯规和对立是可以理解并体谅的，问题是裁判没有能够准确解读出球场上火药味的真正含义，而只是一味依靠出牌来维护摇摇欲坠的权威。
16张黄牌和4张红牌，这就意味着，球场上有72%的球员出现了严重的犯规。法国人勒庞在著作《乌合之众》中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可怕的念头原本只是一个苗头，后来却在人群中疯狂地蔓延。当某个球员用第一次野蛮的铲球表达了对裁判执法暴政的藐视时，球员们便开始用大多数人的暴政推翻裁判。同样，当第一个足球流氓抡起酒瓶砸向路边的汽车，蜂拥而来的追随者们也开始释放惊人的破坏力。
世界杯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它提供的不仅是足球运动本身，确切地说，它就是一个万花筒，一个嘉年华。它是一个社会的容器。
早报特约评论员 水昆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