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以《研讨会纪要》形式下发了“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政策意见，纪要指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私自将财物用于公务支出的，一般应依法认定相应的受贿犯罪，可以酌情从宽处罚。（9月5日新京报）
西塞罗说：法是最高的理性。但假若这横亘的理性天平被不时投入块感性的砝码，
法律的理性守恒之重会不会就此倾斜和失衡？它在公众心中还是那谨严的至高价值图腾吗？乌尔比安说：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但假若它在复杂现实的拉锯中，善良得近乎“宽容”，“艺术”得近乎成为不断讨价还价的“法律工艺品”，那么，它的公正与尊严还能让所有人敬畏并服膺吗？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杞人之忧，在社会的内化与外化流动机制越来越复杂、微妙和诡异的时代，在以强势的群体性、阶层化利益诉求主宰某些秩序方向的非理性价值博弈时代，任何一次基于公正、公平社会要义的底线退守和原则动摇都绝非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在它的背后，往往游动着一个群体性的躁动讯号。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定义，我国《刑法》有着明晰界定，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为受贿罪。而对于受贿罪是否从宽处罚，则视犯罪者是否有自首或悔过等情节而定。很显然，对贿款“公务支出”的从宽处罚界定是明显与其相抵触（甚至是僭越的），它的法理正当性理应被严重质疑。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其所袒露的某些司法信条在现实秩序环境下的“宽容”和退守倾向，很可能会使现行法律对受贿犯罪的约束与惩戒功能面临迟钝与萎缩；而它显而易见的法律界定上的模糊和宽泛性，则极可能导致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出现，甚至可能为违法犯罪者留下“意外”的脱罪豁口。
事实上，这个豁口的被投机和利用可能是如此之大、之“宽松”。首先，现今很多地方和部门的公款、公务支出行为本身就存在着不规范、不透明弊端，在财务纪律执行、监督审核、审计约束等多个环节存在短板与缺位现象，违法犯罪者借此施以矫饰、作伪手段绝非难事。其次，它可能催生“断尾逃生”式的规避路径。既然公务支出是一个政策大框，那么，违法犯罪者完全可以利用公支的小头来掩护自利自惠的大头，这种方式的操作难度同样不大，但留给法律的界定和判断空间却是相当模糊和具有欺骗性的。其三，也是最为可怕的，它很可能给整个社会的法制认识、法治秩序带来误导与负面效应。必须看到，无论贿款是用于公务支出还是私自挥霍，被它所“俘获”的权钱交易行为业已完成，其操纵的权力滥用、幕后交易业已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法则，并实质造成了国家、公众权益的被侵犯和损害。如果所谓的贿款财物的公支，便能将其罪责负重轻易卸去，则法治价值的公平与权威性将为此蒙垢。
可能很少有人会因之浮想，为何同样是以不法手段攫取、占有财物为目的，盗窃或各种诈骗犯罪的后司法追责过程没有引发此类延伸释义呢？其违法所得同样可以被用于公支或“善用”啊？那么，为何此类争议命题没有同样延伸而至呢？请注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一个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其相对特殊的身份介质决定了它议事、议政、参与各种利益博弈的强势和便宜，这一群体特性和“本能”在任何领域都不例外。现在的问题是，倘若包括立法、释法、执法等在内的社会秩序建构和经营出现了显见的偏离与倾斜，倘若公正的法律成了选择性的“宽容”与妥协的“艺术”，话语平台以外的公众将如何表达和面对？
作者：江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