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
从文化年轮的角度，2006年无疑将留下两个鲜明的标签：选秀与恶搞。
选秀无处不在：从“超级女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到“好男儿”、“魅力大妈”……几十台选秀节目竞相登场，甚至连深山古刹少林寺也被此风熏染，要秀一把
“少林功夫之星”。恶搞也无时不有：从视频恶搞、图片恶搞到文本恶搞，花样不断翻新，每天都有假相被戳穿、威权被解构、庄严被嘲弄。本以含蓄、内敛著称的国人，似乎一夜之间便脱掉了那件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性格长袍，开始披上娱乐马甲，义无反顾地张扬，毫不避讳地搞笑。
变化何以如此迅速？一般认为这与娱乐经济有意地推波助澜有关。主办方和赞助商赚得盆满钵溢，一些恶搞事件的制造者也斩获颇丰。不过，这样理解，显然尚不足以解释如下疑问：能够在选秀节目中获利者毕竟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和全部的观众，除了投入还是投入，不会从中得到一点实质性的利益。恶搞更是如此，许多恶搞事件的制造者耗神尽力破费钱财，往往只能博得不知名者的一笑———如是，显然“并不经济”。因此，选秀与恶搞固然与娱乐经济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这却只是外因。
依笔者看，选秀与恶搞盛行的内因，更应视作个人介入公共生活的一种“非典型”方式。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当前，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巨变，已经迷惘了许多人的信仰，古老的文化和道德信念逐个被动摇。此时，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群体性行为，是符合规律和历史经验的。
正在进行之中的社会转型，已经将相当多的人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涛之中。许多人猛然发现，自己已然失去了很多的保障，难以找到前方的路标，更是找不到上岸（上升）的航道（通道）。许多草根发现，自己与所谓的精英阶层疏离日甚，越来越摸不到公共领域的边缘。
在如此躁动、迷惘、不乏忧虑的大众心态下，“选秀”与“恶搞”如同两颗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公众那压抑日久积蓄渐深的激烈情绪———人们通过参与“选秀”获得梦想的机会，通过当“粉丝”获得群体感、归属感，通过参与“恶搞”获得力量的感觉，通过制造属于自己的“草根精英”和恶搞，谋求话语权，谋求在公共领域的一席之地。
应该说，当前的选秀与恶搞之所以体现出浓厚的草根性特点，被恶搞的之所以多是所谓的“大家”、“名流”，原因正在于此。有人认为，“选秀带来民族性格的革命”，“恶搞泛滥暴露病态心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归咎或许是对事实的颠倒：实际上是先有“民族性格的变化、革命”，先有“病态心理”，然后才有选秀和恶搞的火爆。选秀和恶搞的泛滥，已经使社会几乎进入“八卦时代”。人们以这种方式介入公共生活，对抗精英阶层，并不是多么正常的方式，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