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利益表达，而是利益失衡和利益对立，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将相关利益群体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才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
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20多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联合在一起，自己聘请法律专家，历时5个多月，草拟了一份《广东省业主自治条例》（业主建议稿），并于近日递交给广东
省人大建议立法。立法建议者自拟法律条文并建议立法，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此前广州12楼盘的业主委员会向广大小区的业主们发出倡议，号召集体追讨由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挪用的专项维修资金。周林彬教授认为，这都说明“业主势力正在悄然成形并试图像财势集团那样影响政府决策，形成一种制衡。”
在目前我国的物业管理法规仍很不完善、业主自治管理方面有许多不合理限制的情况下，业主本身为争取自治权利的直接行动令人瞩目。可以想见，这种直接行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业主自治团体建设和活动、物业统一经营管理权、物业管理主体关系等方面能够揭露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但同时，业主不得不自己“赤膊上阵”，也暗示着在体制内缺乏、甚至缺失能够切实代表这部分市民利益的利益代言人。
虽然小区业主们开始行动起来了，但他们背后却是一个又一个面对利益受损却无法表达的人群，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在体制内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言人，也缺乏其他影响体制和政策的手段。在诸如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这些涉及到众多人利益的重大改革过程中，甚少看到民众的利益表达。至于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利益，其表达渠道更是严重不畅了。
这些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虽然体制所提供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但利益需求始终是存在的、利益受损所带来的伤害也始终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种需求和愤怒毕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小区业主大多是受过一定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中间阶层的人士，他们采取的是参与立法、参与体制、理性表达利益的方式。但其他的阶层有没有这样温文尔雅呢？如果他们缺乏在体制内表达利益的机会，他们会采用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表达呢？这恐怕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所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体制内的利益表达，不仅在于给每个个体和群体创造一定的利益诉求空间，而且在于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常规性途径，并具有法律力量保障利益诉求的实现。广州业主的“立法维权”应该说就是这种利益表达升级的体现———它已经超越了街头维权这样低层次和不确定性极大的阶段，而是主动参与体制、需求改变制度和法律的机会，它要求的不仅是利益表达，更是利益表达机制的改革。
公共利益表达机制能否建立、效果怎样，除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基础，扩大在体制内为公共利益代言的人士的比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个社会言论开放程度与民间组织建设的程度：关于前者———开放的言论有利于理性讨论氛围的形成，对利益问题也可以去敏感化，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关于后者———作为利益代表的NGO组织（如业主委员会和业委会联盟）既能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也能在社会组织之间发挥“代议”协调作用，会使得社会群体各方利益博弈的成本降低，效率更高，也更容易为体制所接受。
针对一些人畏惧社会利益表达进入体制内起作用的心理，我们必须承认，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利益表达，而是利益失衡和利益对立，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将相关利益群体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才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利益表达缺乏体制内通路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冲突的矛头大都会直接指向政府，直接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面对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只有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把这种社会分散的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内进行制度性安排，才能使得各种正当的利益都有机会实现———而这正是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