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冲击波

　　■本刊记者   杨   敏

　　在网络舆论压力下，没有比说出真相更好的应对方法，从这个角度说，“前事”并未成为“后事”之师，瓮安事件之后的多次网络大事件说明，网民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拒绝采访或者‘无可奉告’就真的可以平息事态吗？”，6月27日21：20分，一位湖北恩施的网友在新浪上跟帖，质问保持沉默的29岁市长周森锋。

　　7个小时，4015条评论。这篇题为《湖北宜城29岁市长拒采访想平息事态》的报道一经网上发布，周森锋又被新一轮舆论洪流淹没。背景门、抄袭门、打伞门、香烟门，继21日当选湖北宜城市长后，这位饱受争议的“80后”，被嘈杂的网络舆论推进了一扇前途未明的“旋转门”。

　　6月，网络大事件层出不穷。距离宜城不远的湖北石首，也因为一个年轻厨师的非正常死亡，在网络上发酵出一种莫名的社会情绪。整整8天时间，处在舆论焦点的石首市政府压力千钧。

　　当然，周森锋不是第一个被网络舆论“击中”的官员，石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网络民意质疑的政府。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官员仕途和政府治理都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质疑出发

　　如果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08年6、7月间，正是瓮安事件发端之时。

　　此后一年，网络舆论一直处于井喷状态，周久耕事件、售票员“倒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飚车案、邓玉娇案、湖北石首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东明化工污染事件。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看似嘈杂的网络舆论洪流，归根到底汇聚成了一句话——“我不相信”。网民不相信深圳警方关于清洁女工梁丽涉嫌盗窃证据确凿的调查结论；不相信杭州警方关于飚车时速“70码”的鉴定；不相信巴东烈女邓玉娇案能够得到公正的司法裁决；不相信石首年轻帅气的厨师会自杀身亡；更不相信一个29岁就当上市长的年轻人会没有后台。

　　质疑，成为所有网络公共事件发生演化的逻辑起点。那么，从这个起点出发，一个事件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才能推演成震动全国的公共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近期发生的所有网络大事件，反映出官民关系、警民之间、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基本面的矛盾”。他认为，事件中强烈的社会身份冲突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共性特点，“事件冲突的一方强势，比如富人、有权力的人；另一方是弱势，比如儿童、女人、农民等”。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所有网络大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身份悬殊，社会地位的高和低，社会财富的多和少”。她认为，地方政府只有深入网民关注的话题里去，才能找到一个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原因。

　　众声喧哗，到底谁在“说话”？网民到底关注哪些话题？

　　陈昌凤认为，从社会分层来说，网民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座，“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收入不高，受过一定教育，有强烈的参与愿望。这些特征决定了他们对涉公、涉富、涉腐的话题非常敏感。“谁有钱我反对谁，谁有权我反对谁”，这样的心理在早前发生的哈尔滨警察打人致死案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起初，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谴责6名警察，但当网上传言冲突中的青年有高官亲属背景时，舆论发生了惊人逆转，警察成了舆论同情的对象，死亡青年则变成了网民眼中的“恶少”。“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社会冲突就是阶层之间的冲突，网络公共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在网络上的投影。”陈昌凤说。

　　除了具有强烈社会身份差异，与网民利益相关的话题也容易演化成公共事件。陈昌凤认为周久耕事件之所以掀起那么大的舆论热潮，其本质还不是一种官民冲突，而是利益冲突，房管局长周久耕要惩处低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的言论，与期盼房价下跌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找出他抽天价烟、戴名表的照片，撼动了他的权力基础。

　　社会身份冲突、利益冲突，构成了网络大事件的基本要素，那么，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吗？

　　在喻国明看来，无论是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还是石首事件，虽然都是个案，但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有多个类似事件的积累，造成了内在心理上的一种压力，碰到一个事由正好爆发出来。这种爆发看似偶然，但此前一定有社会矛盾激化的前奏和铺垫。的确，瓮安事件背后有矿业开采引发的社会矛盾；石首事件背后，有当地毒品走私活动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周久耕事件，则是公众对城市畸高房价的一种怨气的发泄。

　　既然网络公共事件发生都有规律可寻，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网络舆论场

　　6月27日，各大门户网站推出了一则温家宝总理批示调查山东东明污染事件的新闻。一个县的污染问题为何惊动了总理？

　　6月17日晚9点半，网友“春苗”在凯迪社区发表了《东明县几万人突发性患甲状腺肿瘤》的帖子。“春苗”称发表此帖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派人来彻查东明县患甲状腺肿瘤的原因，以及责令相关化工企业停止排放污水。

　　这是东明百姓在过去3年中，与相关部门沟通3次未果后采取的网络救济行动。一份1441人联合签名的“请求书”一经网络发布，很快让东明污染事件进入了总理视野。

　　领导批示——彻底清查——事态平息，学者孙立平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不危害稳定不反应”的治理逻辑。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有 “三个不查”：老百姓不去堵路不查、领导不批示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这种现象背后，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对“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做一个问题。“抓大放小”的施政习惯，难免将小事拖大，把大事拖炸。

　　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生活中越级解决基层问题的现实窘境。喻国明说，“买火车票的问题也要总书记来讲话批示，一个警察的违纪问题也会引起公安部领导亲自关心，一旦这种事情成为一种工作惯例的时候，也就给民众一个反向激励，一定要把事情闹大，寻求高层关注才能获得解决。”

　　显然，传统的信访渠道远远不能满足百姓“上书”中央的愿望，于是，“信访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网络所引起的舆论关注，突破了地区、行业限制，一呼百万应。网络把微人群、微力量聚合起来，爆发出巨大能量，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正是网络的这种“通天之术”，让山东东明污染事件，山西运城交警撞伤民工事件找到了对接高层的传播接口，最终促成当地政府调查解决。

　　一边是网络公共事件风生水起，另一边却是一些地方官员对网络传播时代的规律浑然不觉，应对网络舆论压力束手无策。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指出，在信息化时代，实际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另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

　　诚然，在官方舆论场中，政府仍然能够控制“由谁说”和“说什么”；而在网络传播中，政府的“把关人”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应对网络公共危机的手段也很缺乏。对于网络，一些基层干部非常无奈地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国家行政学院刘峰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指出，政府面对网络舆论的冲击和压力之所以很被动，之所以很无奈，其根本原因既在“网上”，更在“网下”，既在“方法”，更在“观念”。“某些政府官员面对一些可能诱发公共事件的问题看不出苗头，看不出倾向，看不出问题背后的民意和诉求，以至于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小事件变成了大事件。再之，事件发生后，有些官员不善于积极应对，结果情况越来越糟糕。”

　　面对网络舆论冲击，地方政府陷入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这些尴尬在现实危机应对和处理中又有哪些具体表现？

　　失败的危机干预

　　2009年6月28日，距离瓮安事件整整一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历过多次网络舆论冲击，拥有如此多深刻教训的基层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中有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个非常小的观察视角，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从瓮安事件中的“俯卧撑”开始，整整一年中，又出现了云南“躲猫猫”，杭州“70码”等网络词汇。在这类无厘头式的调侃背后，是网民对一些政府官员应对舆情危机拙劣表现的嘲讽。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系副教授方刚认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官员不了解网络传播的特点，而是他们对公众追寻真相的能力估计不足”，网络是技术化的民主手段，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能够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得出一个比较理智、符合逻辑的推导。如果政府部门的解释不符合事实真相，只会导致公众想象力更加丰富，因此，企图通过一些技巧来掩盖公众对事实的了解，在网络时代已经不管用了。

　　的确，网民不需要太多智慧，仅仅根据常识就能够判断，一个身体强健的年轻男子不可能在“躲猫猫”游戏中丧生；时速70码的汽车在马路上也不可能将人撞飞20多米远。如果说对“华南虎照”真伪的鉴定还需要一些专业技术，那么，对上述事件真相的揭示仅需常识。面对“躲猫猫”、“70码”这一类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更强化了网民的质疑习惯，而当每一次质疑都对了，政府的公信力必然受到挑战。

　　在网络舆论压力下，没有比说出真相更好的应对方法，从这个角度说，“前事”并未成为“后事”之师，瓮安事件之后的多次网络大事件说明，网民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滞后、被动，一直是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两大顽症。相较于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周正龙事件，2009年表现如何呢？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研究发现， “周正龙事件”是在发生后9天政府开始介入， “躲猫猫事件”是7天，“售票员倒票事件”是4天。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危机干预较之以往明显提速，但是干预的时机仍然滞后。

　　喻国明分析认为，危机公关和议题管理的最优时间一般是事件发生后的12个小时内，必须做出回应和启动危机公关的预案。但是，政府多是在该事件成为网上舆情热点，在网民的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舆论对政府极为不利的时候才开始介入干预，错过了引导舆论的良好时机。

　　而从干预的主体来看，多是越级干预，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沉默或者缺位。人们发现，“天价烟事件”的干预主体是南京市委书记，“躲猫猫事件”是云南省委宣传部，而“售票员倒票事件”是铁道部。“从目前很多舆情热点的干预主体来看，由于基层本身的素质和公关意识不够，舆情事件到来时显得慌乱和不知所措，网民的呼声要求更高级别的回应，事实也是只有高级别的回应才能推动事件解决”，喻国明说。

　　信息发布的虚与委蛇，危机干预的滞后被动，这些问题究竟需要经历过多少次的“演练”才能够得到彻底改观？

　　今天，对地方政府来说，网络公共危机应对技巧与策略已经成为热门学问，一方面，官员们在慢慢习惯在媒体注视和舆论监督下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处于新媒介时代的官员，也需要懂得民意监督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

　　说到底，没有监督和制约的岗位是高危的，没有监督和制约的发展也是高危的，惟有怀着一份对网络民意的尊重和感激，危机应对的技巧和方法才能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