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访谈

　　人们说，入世主要是政府的入世。这话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入世意味着政府结构和功能的大调整，另一方面，入世是政府的主动选择，没有政府的努力，也就没有古老中国在此刻的入世。其中的关键是，在这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事件中，政府体现出了一种现代的力量，这种内在力量使她自己接受了一套国际规则与支持这套规则的诸种国际力量的

　　约束。在这种内在力量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它与国内市场诸种经济力量之间互相推动和博弈的关系。可以期待的是，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将推动具现代意识的政府把国际规则更深入地转化成国内的规则。

　　特约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

　　记者：似乎在一夜之间，普通中国都开始关注中国加入WTO，关注中国整个社会体系同国际接轨，这股热潮是不是来得有些晚了？

　　龙永图：中国老百姓知道WTO可能是九二年开始的，因为九二年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就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大谈市场经济了，我们复关谈判的很多内容也可以为老百姓所知道了。

　　谈判中解决了中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开放市场的问题，应该说这些和我们整体的改革开放大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又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战略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还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体制条件和政策条件。

　　体制条件就是首先必须搞市场经济，你要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一部分，就必须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实际上是中国承诺搞市场经济的过程。

　　另外一点是要有政策准备，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实行开放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入世谈判，有很多时候又在谈开放市场的问题。

　　记者：到了九三年进入了谈判的第二阶段，你感觉更轻松了，还是更累了？与第一阶段有何大的不同？

　　龙永图：第二阶段的谈判比较复杂，因为在第一阶段经济贸易体制审查时，是关贸总协定的100多个成员坐在一起谈，进入到市场准入谈判的时候，就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工作量就很大了。从理论上讲，关贸总协定及到后来世贸组织的一百多个成员，都有权力要求和你进行谈判。后来相当一部分国家认为，美国、欧盟可以代表他们谈判，就没有和我们直接进行谈判。但是搞下来还是有37个WTO成员和我们进行谈判，你得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国家比较容易一点，比如哥伦比亚，他们关心的产品很少，就关心咖啡关税、鲜花关税有多高，如果你能解决这点问题，他们也就同意(中国入世)了。

　　碰到的最大难题是美国了，美国经济总量大，产品出口结构也很全，所以关心的东西也很多，所以谈判就变得很困难，再加上美国向来在世贸组织里以势压人，所以同美国人谈判，一是谈判内容复杂，二是谈判气势很强硬，谈判就变得很艰苦。

　　欧盟也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他的要求也很多，所以第二阶段的谈判应该说比第一阶段时间更复杂，任务更重，而且处理很多问题也很敏感。

　　记者：有关中国农业补贴的问题，也应该算其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吧？

　　龙永图：应该说最终各方达成的中国8.5%的农业补贴额度，对我们还是很有利的。中国那么多年来，对农业补贴只占GDP的1%，所以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要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不允许大量补贴的领域里，我们争取到了GDP的8.5%，给今后支持农业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记者：整个漫长谈判过程中，有没有你认为最难忘的时刻？

　　龙永图：谈判这么多年，拍桌子、大喊大叫的时刻是很少的，谈了十来年，出现过两三次，不算是非常厉害。

　　主要是有一次，我跟美国代表团的一个代表小范围谈的时候，我和他讨论关于中国进口美国肉类的检查问题。他认为美国对于食品的检查系统是非常科学、严密，然后他提出要求，他们的肉类进入中国不需要商业检查。

　　他说，我到过你们的肉市场看过，你们那个肉在美国做DOGFOOD(狗食)标准都不够。我一听非常的愤怒，觉得非常的侮辱，不仅是对我个人，还是对中国的侮辱。当时实在忍耐不住，我就拍了桌子，而且我说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必须跟我道歉，我们才开始下一次谈判。

　　他就离开我的办公室了。我后来想，狗是美国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我估计他心里边也没有完全想侮辱我的意思，也许他们对他的狗爱的程度，甚至超过他的孩子。也许这是文化的一种差别，但对中国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后来跟我道歉，他说绝对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他就讲了他们对狗的观念，所以这就有了文化不同沟通起来的困难。

　　有时候，在那样的场合，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个谈判者，那时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

　　另外一次我也很生气，但那次我没有拍桌子，只是气得整晚没睡觉。也是美国人，那时候中国走私很厉害，他们一定要让我们降低关税。当时的关税是42%，但他们说实际上我们收的关税就5%。我们当时为什么少收那么多关税，主要是大量的走私，还有减免税、一些不规范的减免税政策。所以他们说，中国政府连走私都管不住，还有什么权利来谈贸易政策。

　　当时这句话，我感到非常窝火。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应该做的一点付出，这也没什么太大了不起。

　　那么多年谈判，我在日内瓦从来不请客，也没必要请客，公事公办。我这个人的废话很少，上来就是直入话题，他们都知道我的风格，所以也不跟我废话。

　　回到家也没什么话，因为讲一天的话，没精力再讲什么，所以我爱人经常抱怨我说，你到家就没话了，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再讲什么话，而且脑子还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应该说这么多年来的谈判，在感情上也付出了很多，这是个事实。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唇枪舌战，您也花费了这么多心血，人们都说WTO将改变中国，它对您的个人历程将有什么改变吗？

　　龙永图：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特别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只能在这个大进程中发挥一点作用。我要感谢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大舞台，使我发挥一点作用。我为自己能做一点事情感到欣慰。中国入世不是龙永图做这个事情，到2001年才做成。换另外一个人来做，也会在这个时候谈成，因为这是个大事，并不取决于一个人两个人。

　　到底入世有什么大的利弊，我说你想想过去23年来我们改革开放有什么利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有什么利弊，你也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更加法制化的阶段，使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政府更是依法行政，使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稳步地和世界规则相连接这样一个道路上前进。

　　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用国际规则，用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规范我们中国的市场体系，规范我们政府行为，使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更稳，而且和全世界更容易衔接，开放大环境下吸引外资也好更容易进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如汽车工厂可能会倒闭，我们也希望它倒闭，因为它没有竞争能力。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加入世贸而产生，过去几年就出现了。由于产业的重组，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一些待业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一些代价，而且是应该付出来的。中国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进程也会进行下去。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外来的动力、压力，只会使我们的进程更快，更规范。

　　一个官员的WTO历程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龙永图副部长，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是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还负责中国与联合国各发展合作机构间的多边经贸关系事务。他曾于1995年1月首次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巴黎总部，并与该组织首次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

　　龙永图积极推动区域间经济合作，率领中国代表团与其他5个东北亚国家创建了图们江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并主持了该委员会1996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

　　龙永图于1965年在中国贵州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学士学位，1973年至1974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攻读国际经济学专业。1965年，他进入外经贸部工作，1978年至1980年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1980年至1986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先在纽约总部亚太局工作，后担任该组织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副代表。

　　1986年，龙永图奉调回国，担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常务副主任，该中心负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事务。

　　1992年1月，他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1994年4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生于1943年6月，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