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作者：孙福全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必然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未来转型的任务十分艰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主要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实现了9.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处于下游和低端位置，产品附加值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小，缺乏国际竞争力。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以很大冲击，受外需不足的影响，不少加工贸易型的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加快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的核心是掌握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确立新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渐下降。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30余年的“人口红利”。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今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将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并存。联合国人口预测报告显示，从2015 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因此，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悄然消失，这必将导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

　　缺乏创新的高投资率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投资率的提高受到资本稀缺性的限制，一旦投资率达到高点不能再提高时，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也没有提高，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陷于衰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不可避免。近十几年来，我国的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据相关研究测算，“八五”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达到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9%；“九五”时期下降到2.77%，贡献率下降为32.1%；“十五”期间略有上升，为3.67%，贡献率上升为38.3%；进入“十一五”后又下降到3.41%，贡献率下降为29.7%。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下降反映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仍属于资本驱动模式。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依靠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仅凭高投资率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加工贸易型的发展模式制约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逐步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在境内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出口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并返销母国的。目前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仍在50%左右。由于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利润空间小，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和敏感度非常高，国际市场一旦出现波动，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在高技术产业方面，虽然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很快、规模很大，但存在很大“虚高”成分。据估计，我国高技术产业利润率仅为4%左右，低于很多传统产业。除垄断行业外，国内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大都处于外资实际控制之下，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工业品出口的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工贸易。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到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除上述因素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由必然联合起来制订新的规则(如征收碳关税)共同干预环境污染行为，这会使污染环境不仅危及本国公民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从经济上核算也将付出巨大代价。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和高速消耗，给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造成了重要制约。如今，资源不仅仅是产品生产的一种投入品，而是作为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一种投资品。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化造成一些自然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大大增加了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使我国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更加突显。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落实、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为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体制基础和经济基础。同时，金融危机引发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格局大调整并催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目前还存在一些需要攻克的困难和问题。

　　研发投入严重不足。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科技投入快速增长，投入规模位居世界第6位。1995至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总额从348.7亿元上升到4570亿元，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研发投入强度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8年，我国的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2%，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日本2006年就达到了3.39%。从企业R&D投入强度看，200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仅为0.61%，而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2.5～4%。如果不大幅度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就成为“无米之炊”。

　　创新型人才比较缺乏。从企业来看，我国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占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5%，而日本却高达30%。科技人才与企业的脱离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中科院688名院士中，没有1名来自企业；在中国工程院656名院士中，来自企业界的也寥寥无几，如2001年新增81名院士中只有4人来自企业，2003年新增58名院士中也只有6人来自企业。以应试教育为特征的教育体制，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养成，一定程度上也延误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从市场培育角度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运用不足。企业不管实施什么样的技术创新战略，最终总是要以某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中，并在市场中实现创新的收益。所以，能否在市场中取得成功是企业能否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条件，但我国利用市场需求引导技术创新的政策未得到应有重视。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是脱节的，创新产品使用没有得到明显的政策支持。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管理办法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支持力度还很不够。“首台首套”政策虽然出台，但是在实际中面临难以实施的困难。

　　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从价格形成机制看，我国部分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要素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区域、行业部门的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导致部分企业倾向于高消耗的增长方式，通过大量消耗资源来取得利润，削弱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的动力。企业技术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要根据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形成结构化的资金支持方式。但适应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金融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起来，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更难获得金融系统的支持，许多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成果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而无法产业化。

　　自主创新的氛围有待进一步形成。虽然随着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在逐步增强，但是目前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来获取利润。对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在现有企业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企业经营者在建立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和短期盈利目标之间更倾向于后者，偏重于通过引进或再引进迅速解决企业面临的技术需求。学术界内部脱离实际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许多学术研究依然是为了某种资格、荣誉、待遇。一些地方存在着通过扩大投资、扩大规模、吸引外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

　　依靠自主创新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实践已经证明，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或者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买来的。因此，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转移，产业结构从低度化向高度化转移。

　　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中央财政要建立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按照《科技进步法》的要求，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增长幅度，要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地方财政也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依法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加大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形成与中央财政的联动机制。要加大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力度，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发展信用质押、贷款担保、科技保险等新的资助模式和扩大资本金注入、股权投资等权益性资助方式，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对研究开发的投入。

　　加快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国家自主创新的总体需要，制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明确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及措施，尽快建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要求，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革教育体制，注重能力和素质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使我国尽快从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加大人力资本要素在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激励和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全球人才信息网和人才储备制度，及时收集全球人才信息，分析人才流动趋势及各国人才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公开招聘国际一流人才，研究制定技术移民法，鼓励海外优秀人才来华工作或创新创业。

　　继续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实施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和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高新技术装备与产品的首购政策和定购制度。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金融支持，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依托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积极推进重大装备的自主研究开发与制造，定期发布禁止和限制引进的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产业技术目录，防止盲目重复引进。健全法律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为知识产权的产生与转移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和保护，支持以我为主形成重大技术标准。

　　完善资源配置机制。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面向产业化的项目，应突出行业龙头企业的主体地位，以企业为主导，组织大学和科研院所进行联合开发，形成合理的分工与合作，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鼓励和支持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进一步发挥产业技术联盟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中的组织作用。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提高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的能力。

　　推进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文化环境建设。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作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努力为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创新精神，鼓励各行各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小发明、小革新，倡导学术平等和自由探索，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大力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着力宣传那些历经挫折而矢志不移地进行创新和创业的典型，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们去创新、去追求成功。

　　扩大和深化科技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都需要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成果，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因此，我国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扩大和深化科技的对外开放，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考虑到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我国仍处于学习和追赶的阶段，要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力度并通过智力引进、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实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要科学制定我国进行海外研发投资的发展战略规划，明确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的政策导向，通过实行有差别的金融、财政支持政策来鼓励、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选择。要建立健全国际科技资源信息数据库，主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咨询与技术服务。(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