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也要突出中国特色

　　作者：冯之浚

　　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讨价还价的背景下，未来五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分析、吸收国际低碳经济的概念，及早探求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升温，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常规化石能源的短缺及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低碳经济概念逐渐形成并受到广泛关注。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在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讨价还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分析、吸收国际低碳经济的概念，及早探求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低碳经济发展当务之急

　　以“三驾马车”强劲牵引经济结构转变。按照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依靠“三驾马车”的强劲牵引，破解日益突出的资源能源环境难题，促进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一、加强低碳产业的投资。在产业战略发展上，国家应选择低碳经济相关产业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并在财政、信贷等多方面进行大力扶持，使低碳经济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二、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三、鼓励低碳消费方式。消费是需求，是动力，低碳消费也是起到引擎和拉动作用的重要环节。应在道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率先实施低碳消费，以各种可能的形式鼓励私人低碳消费。政府要率先实现低碳化运作，实行“网络化”办公，使用节能减排型设备和办公用品，推行政府节能采购。引导家庭合理消费，养成低碳化、低能耗的消费模式和习惯。

　　以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200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1：5：4。与国际横向比较，我国能源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70%以上。要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升级，首先使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和管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工业内部，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费加剧，要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有序进退，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结构调整存在难度。但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加大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等高加工度产业替代能源原材料工业，使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以新技术和新交通方式变革交通结构。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交通用能迅速增加，已在总能量需求中占30%左右的比例。汽车交通用能大量消耗液体燃料，加剧了石油资源的快速消耗。然而，汽车交通的能量利用效率并不高。应优先考虑在短期内放慢排放量增长速度，同时开发替代的新技术和交通方式。一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率，控制私人汽车无节制增长；二是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的城市交通体系；三是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四是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除技术变革之外，行为的改变也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如乘坐公共汽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合作乘车，环保驾车、文明驾车，或者步行、骑自行车。

　　以节能低碳技术加速建筑结构调整。我国城乡民用建筑面积约为400亿立方米，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放出0.8吨CO2，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28%。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建筑。一是引入建筑物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二是对既有高耗能建筑开展节能改造，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改造；三是支持对重要的节能建筑材料开展研发和产业化；四是利用财税政策鼓励开发商和消费者投资、购买节能低碳建筑，对于购买节能低碳建筑的消费者给予减税优惠；五是开展节能低碳建筑示范。与国外建筑相比，我国建筑的保温能力较差，造成大量能量损失，需要特别关注。在建筑采暖方面，入户取暖热水(或蒸汽)分户计量收费、补贴窗户双层玻璃改造、纤维板装修内保温、太阳能蓄热、地热取暖等均为有效的方法。此外，生物质纤维作为保暖材料节能与生物质作为燃料发电供暖相比，会有数倍的节能减排功效。

　　低碳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发展新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此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并研判今后的经济复苏走势。从增长周期角度看，世界经济史上存在着由重大科技创新所主导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只有依靠重大技术创新的形成，催生集群式产业发展，方能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局。目前，新能源、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新产品、新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正处在替代化石能源的前期，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方兴未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领域的技术将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新动力。

　　科学技术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目前的物理能源效率比发达国家低20%～40%。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要把好新建项目和产品关口，严格执行并逐步提高能效标准；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低能效产品以旧换新；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开发低碳等先进技术。“十二五”期间，应大规模推广应用目前成熟先进的能效技术、节能建筑、太阳能热利用、热电联产、热泵、超临界锅炉、二代加核电、混合动力汽车等；着手安排部署新一代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运营，如三代核电、风电、电动汽车、IGCC、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加快其商业化进程；同时，开展四代核能、CCS、太阳能热发电、二代生物燃料、先进材料等技术的基础研究。同时，我们应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技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加强消化吸收和创新，共同构筑全球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合作平台，形成互利共赢、技术共享、资源集成的局面。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是减排的另一主要途径

　　我国9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可以有效降低CO2排放，是节能之外的另一个实现减排的主要途径。应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保障石油安全供应，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先进利用，改变能源结构单一局面。

　　一是集约、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我们对煤炭的过度依赖。要控制煤炭的过快增长，大力发展先进燃煤发电技术，提高煤炭转化效率；大力推进热电、热电冷联供等多联产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集中利用煤炭，提高电气化水平。二是优化石油天然气供应。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生物燃料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石油消费的过快增长。三是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是低碳能源，应重点开发。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核能在扣除核材料生产和废物处理过程中所消耗能量后可视为无碳排放能源，欧洲(如法国等)的核电比例较大，对推进低碳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我国也要逐步加大核电站的建设，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清洁化和低碳化。四是构建坚强的智能电网。随着低碳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电网的基础设施和调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建设坚固的电网骨架，扩大资源配置的范围，将大风电、大核电等新能源基地的电力输送出来；二是要提高配电网对供需信息变化的反应能力，特别是和电动汽车、蓄能装置利用等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

　　扩大碳汇潜力，助力低碳经济

　　一是增加森林碳汇。森林碳汇是最有效的固碳方式，每年增加的碳汇在1.5亿吨碳左右。为进一步增加碳汇，应通过造林和再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管理以提高林地生产力、延长轮伐的时间增强森林碳汇；通过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森林灾害(林火、病虫害)控制来保护森林碳贮存；通过沼气替代薪柴、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进行木材产品的深加工、循环使用来实现碳替代。

　　二是增加耕地碳汇。耕地土壤碳库是整个陆地生态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之一。我国农田土壤的有机碳含量普遍较低，南方约为0.8-1.2%，华北约为0.5-0.8%，东北约为1.0-1.5%，西北绝大多数在0.5%以下，而欧洲农业土壤大都在1.5%以上，美国则达到2.5-4%。因此增加或保持耕地土壤碳库的碳贮量有很大的潜力。

　　三是保持和增加草原碳汇。保持和增加草原碳汇的关键在于防止草原的退化和开垦。具体措施包括降低放牧密度、围封草场、人工种草和退化草地恢复等。另外，通过围栏养殖、轮牧、引入优良的牧草等畜牧业管理也可以改善草原碳汇。(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寻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平衡

　　作者：刘世锦

　　短期阶段，我国以工业为主、重工业占较大比重的产业结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对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将持续。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主要着力点要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来，以此平衡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之间的关系

　　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工业为主、重工业占较大比重的产业结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对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将持续。人为改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压低工业比重，既不合理，空间也不大。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主要着力点要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改进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布局结构等上来，以此平衡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尚无先例。我国已经连续30年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这种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曾一度下降到6%左右，伴随的状况是企业利润急剧减少，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失业问题突出。由于资源价格上升，加上劳动力等其他要素的成本上升，我国经济将长期面对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如果说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高速增长期尚能维持，一旦转入中低增长期，其实质性转变势在必行。这就对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企业盈利模式和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慢变量”，必须及早着手，持续推进，才有可能在未来增长速度降低时不会出现大的冲击，并成功转入虽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可持续性增强的新发展阶段。

　　以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为重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以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为重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有利条件明显多于以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可以争取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相平衡、相协调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很大，另一方面，解决资源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已成为社会公众的内在要求，例如，青山绿水、优美环境、节约型环保型的生活方式等，正在成为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内容。同样重要的是，新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技术进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能够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体制机制、物质技术和财力上的必要支持。国内社会各界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高度共识，全球范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都是以往少有或不具备的重要条件。

　　新形势下破解资源环境难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为主线，以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统筹谋划、重点突破，尽快形成责任明确、价格有效、法律支撑、政策引导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理顺内需和外需、储蓄和消费等重要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通过一个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力争达到如下目标：价格和财税关系基本理顺；政策法规架构和标准体系初步确立；责任和考核评价体系趋于完善；技术创新推广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绿色消费文化逐步形成。

　　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有正确的战略，需要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尤其是需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而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大的进展，则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

　　挑战与机遇的关系。以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为重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因扭曲而偏低的资源价格回到合理水平，要求部分由社会承担的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要求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环境保护上有更多投入，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某些以往由于资源环境价格扭曲和体制漏洞而“占便宜”过多的企业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被淘汰。同时应认识到，这些挑战中包含的机遇更多。首先，资源环境成本的完全化和较大程度的市场化，将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所有企业按照新的尺度调整投入产出结构，实现绿色转型。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都是在遇到某种重大挑战或危机时被“逼”出来的。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形成倒逼机制的难得契机。其次，绿色发展不仅是做减法，同时也是做加法，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中既有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创新，也有可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税收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创新的全球竞争中，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技术准备、市场潜力、产业配套的有利条件赢得先机。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我们参与这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显然，我们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都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不能仅看成是被动地应付外部压力，而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仅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带动降低成本、新增盈利的创新。认识问题、态度问题解决了，挑战就会转为机遇。

　　资源价格改革与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理顺价格关系，但仅有价格改革并不必然保障市场的有效性。如果市场进入受到人为限制、竞争不足，即使放开价格，也难以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还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价格扭曲，如某些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放开价格就可能导致垄断性涨价。因此，价格改革应当与必要的放宽准入改革相配合。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领域传统上大多有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但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化、竞争机制和政策的改进，可竞争的范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例如，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石油、煤炭、铁矿石等基础能源和资源产品事实上都处在全球市场体系之中，即使以某种方式对国内外市场隔开，也无法避免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能源资源产品的可交易性大大提高。在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竞争而使在位者不敢懈怠。而近年来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则是信息技术、交易技术和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能源资源领域的部分行业和环节仍存在比较突出的行政性垄断问题，不仅是民营资本，就是行业外的国有资本也难以进入。在这些行业通过整顿提高集中度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保持市场必要竞争性的问题。

　　结构调整中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结构调整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求“鼓励先进，淘汰落后”。但在界定先进和落后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尺度是规模大小和技术高低，经常还将高消耗、高污染与小企业挂钩。于是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就成了“压小上大”。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很容易与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相冲突。事实上，如果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力高低作为判断“先进”和“落后”的尺度，则规模大小、技术高低与企业竞争力并无必然联系。规模较小、技术偏低，但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可以有很强的竞争力；相反，规模大、技术档次高的企业也可能陷入经营困境。过度消耗和污染既可能出现在小企业，也可能出现在中型和大型企业。正确的政策不应以规模大小和技术水平高低为尺度，而应以消耗、污染、安全、质量等标准为尺度。对各种企业应一视同仁，谁有问题就解决谁的问题。治理手段应当是鼓励达标者或“标内”者，限制或淘汰未达标者或“标外”者。在大小企业的关系上，应倡导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达标”的前提下以大带小，大小结合，共同发展。

　　价格改革与社会承受力的关系。由于以往的资源环境价格扭曲主要表现为价格被人为压低，理顺价格关系在不少情况下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涨价。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承受能力，价格调整后对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就成为价格改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推进价格改革，一方面要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相适应，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设计新价格机制时，对促进节能减排、缓解收入分配矛盾应更具针对性。如阶梯式价格，在保持消费者生活必需部分较低价格的基础上，应主要针对超额消费部分提价，使之兼顾发挥价格积极作用和减缓对普通居民冲击的双重功能，这比较适用于水、电、燃气等日常消费品。此外，给低收入阶层以直接补贴，也是缓解价格改革冲击的选择之一，其好处是所谓的“花钱买机制”。

　　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资源环境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较其他领域更为复杂。除了通常所说的二者之间关系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一些新的特征。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碳排放交易而发展起来的“配额—交易”(cap-trade)机制。其中，政府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并以某种方式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和企业，而地区和企业在完成配额过程中，可通过交易而使减排的社会成本最低化。这种政府控制总量、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在治理资源环境其他方面问题时也可借鉴。例如，在消耗、污染不达标且产能过剩的行业，政府可以给出一个与原产能相等的“达标”产能配额，既可以由原企业增加节能减排投资改造原有设备，或新投资建设达标工厂而实现，也可以由原企业将产能配额指标卖给其他企业，由收购者通过改建或新建而实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实现产能控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保护原投资者的合理权益，优化配置企业资源。(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