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教育

　　获奖理由★他以科学家的实验精神探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以哲学家的思维宽解内心的困顿，以教育家的仁爱守望中国大陆第一所没有官员的大学。2010年，他在高校的行政改革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人物简介：朱清时，1946年2月出生，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3月，被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为校长第一候选人，同年9月10日接受聘书，成为南科大创校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

　　言论：“我已经64岁了，想再拼搏一次，看看去行政化能走多远。众多体制上的障碍，已经法制化了的障碍，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就能把它全部克服了的现在参加到我们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大方向，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我。”

　　朱清时三解“困卦”

　　对朱清时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他坚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将成功，尽管成功者不一定是自己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深圳)

　　2010年接近年底的光景，朱清时收到记者发来的照片——自从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以来，每个月都有记者来拍照。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朱清时心里略有怅然：“啊，我已经老去这么多了……”同是仰着头的一张肖像照，他觉得今年10月的他，比去年同期“满面红光消失了，新添了几许皱纹，(显得)疲惫”，那是拜失眠所赐。每天的睡眠多少，完全取决于“吃多少安眠药”。

　　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破解方法之一是承受这个困境，仍坚守正道，自得其乐，等待时机，必可成事，摆脱困境。

　　12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自主招生咨询会——家长带着孩子从各地赶来，对这所尚没有拿到教育部招生批文，准备由学校自己给学生颁发文凭的南科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学校和深圳教育局领导坐镇，能容纳200人的会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定一场的咨询会也增加到三场。这个场面让朱清时很感动，“大家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南科大和南科大的改革。”

　　不可能的任务

　　深圳的冬天，气温仍在20多摄氏度，但朱清时腰间却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那是因为肾结石的缘故，腰寒。

　　自从任了这个校长，朱清时就没再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因为)我从事南科大这件事，(所以)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朱清时语速徐缓，却不得不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

　　在中国大陆，按照教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要建成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需要经过的程序为专科的设立、评估，本科的设立、评估，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历时二三十年。

　　而南科大的目标，是要效法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不到20年的时间建立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朱清时是被全球猎头公司和深圳市选中的“造反”带头人。他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还说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这般给力的话，被舆论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

　　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校长聘书，闪光灯下留下了改革者意气风发的面孔。但实际上，“深圳筹备南科大，教育部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同意的，因为深圳筹备南科大的思路跟现有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格格不入。”朱清时清楚，此先河一开，后来者的攀比将难以对付。

　　骑虎难下是种焦虑且危险的体验。

　　“筹建不经批准，你要动用财政的资源，你要想建南方科大——违法！”朱清时说“头几个月完全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

　　已经就任的朱清时想着“总要尽职做一些事”：“我能做的事只有一项，就是把我们想建南科大的理想、理念，我们想做什么样的实验，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教育界的专家、领导，让大家来评判，应不应该让这个学校去试一次。”结果，在媒体上，朱清时“博得了一边倒的支持”。

　　“……舆论的压力，(加上)上级一些首长的态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很有改革精神，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困境就走出来了。”

　　“一千万”的自主权

　　筹备建校，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花钱”。但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钱是要按照严格的财务制度程序来花的，朱清时“买电脑”和“修房顶”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朱清时是如何“完全被捆住手脚的”。

　　“我第一天上班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马上告诉我：‘买要两个月哦。’”64岁的新校长被吓了一跳。对曾经账上有着几亿机动经费可供支配的前中科大校长来说，在深圳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更让人无奈。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后，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个说话绵柔、温文尔雅的四川人有点恼火了。只是，他的破解之道依然是“讲道理”。

　　“我们去跟深圳市委市政府沟通……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是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也给我们1000万机动经费。这是第二次走出困境。”

　　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结果没到一个月“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如果花这笔钱要走老程序，大概需要半年，“当然肯定会被批准，但是值得浪费半年时间吗？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的。”

　　这1000万元，对于建校这样的宏大工程来说依然嫌少，“但给我们自主权，这就是一大步”。

　　原则问题不妥协

　　当然，朱清时想要的自主，不仅仅是财权，更重要的是招生和办学。去年建校时，他说，南科大要从高二招学生上来，转眼，他释放愿景时的那届高二的学生已经升上了高三，但南科大的招生还没有实现。

　　目前，教育部能够认可的招生方式是2011年后开始，与其他学校联合招生，但没有南科大学籍，“这样我们就很为难了。”朱清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坚决地自主招生了，自主招生就是照我们最初(的打算)，袁贵仁部长同意的，我们考虑自己授文凭和学位。”

　　在朱清时看来，自授文凭和学位是“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在做的事”，再自然不过。 “(其实)教育部根本就管不过来，但就是把授学位权给卡住了，这是中国教育行政化的一个重大标记。”朱清时说。“如果我们做成功了，我们就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接近年底的火爆咨询场面，至少证明，朱清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第三个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是吧？”朱清时说。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说这话时，温雅的朱校长握起了拳头，短促而用力地振臂，这是谈话间他少有的肢体动作。

　　一年的时光，给了朱清时教育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比较经验：“(以前做科学实验)跟没有生命的对象打交道，它的规律都是很清晰的；现在我们要办学，要跟人打交道，人都有思想，所以规律都不是很清晰，取决于个人的态度。”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

　　有时，下属会听到他喃喃地念叨自己的任期：“我还剩下四年……”下属撺掇着说：“再干一届吧。”校长不置可否。

　　只有一次，老头儿喝了点酒，私下里才吐露这样的狠话：“(下一届)坚决不干了！”

　　而在没有酒精作用时，在人前，朱清时还是会说：“大家的希望，都希望看到中国教改成功，即使干不成，我们走到哪里，后人都可以借鉴，所以仍然很有成就感。中国的教改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  ★

　　提名理由★作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公认顶级专家，何克抗研究的是教国人学母语的技术。10年里，年届七旬的大教授总是泡在小学课堂里，主持着一项延续了10年的教育试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只要教育方法先进而得当，不管是在繁华城市还是贫穷乡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样灿烂。

　　人物简介：何克抗，1937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荣誉(终身)教授。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2001年6月～2006年5月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目前是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GCICE)第一副主席，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言论：“我很同意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何克抗：泡在小学课堂里的大教授

　　10年来，何克抗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文/蒋昕捷

　　车在山道上颠簸，远处的山峦寸草不生，目之所及都是刺眼的黄色。2010年10月末的一天，何克抗教授第4次来到海原。在这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何克抗要做的事，“就像要让西海固被青山绿水环绕一样不可思议”。

　　一年前，他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带来被称为“跨越式”的教育课题。他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让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能认读超过2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比如简写版的《三国演义》，能手写出150字以上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总之，其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城区最好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同时还要确保不增加任何课业负担。

　　在海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眼中，远道而来的何克抗是位“大教授”——他是中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这样一位在教育技术领域内公认的顶级专家，如今却是“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据他的一位弟子估算，“老先生每年超过1/4的工作时间都泡在小学课堂里”。

　　低估了孩子的母语能力

　　何克抗最初启动“跨越式”课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把课题引向农村。

　　10年前，当这一课题进行首批试点时，选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小学。然而，锦上添花并不是何克抗的最终目标。从2003年开始，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2004年，课题开始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丰宁全面推广。

　　2008年年底，时任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马兴旺在银川听到何克抗介绍跨越式课题，他在一个中午找到何克抗，问：“能不能把这个课题放到海原？”

　　在此之前，这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花了40天时间，调研了海原山区里的上百所村完小和教学点。他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何教授：“可怜的地方，住着可怜的老百姓，生下可怜的娃娃，接受着可怜的教育。”

　　“跨越式课题不挑剔师资和生源。”何克抗回答说，“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何克抗并不是“搞教育”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致力于研究汉字编码。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苹果公司邀请他去开发汉字输入，被他拒绝。回国后，他用汉字编码技术教小学生识字。在30年的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跨越式”教育理念。

　　在教育界，很多人对“跨越式”提法颇有微词。在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是官员才会喊的口号，而教学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来不得虚假和浮夸。

　　“其实，我们大大低估了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能力。”何克抗回应说。在他看来，传统母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受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按照皮氏理论，5～6岁的学龄前儿童，其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支持逻辑思维。在10岁以前，儿童也只能具有基于具体事物的初步逻辑思维，很难写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文章。

　　“传统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之所以低下，正是因为受到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何克抗说。这种影响既广泛又深入，几乎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领域。

　　在继承和批判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何克抗先后完成了两本著作《语觉论》和《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在他看来，儿童快速学习母语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以语言运用为中心，而非以语法字词为中心。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均已具备写出结构完整、通顺流畅文章的客观条件，因此母语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把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个教学环节结合在一起。

　　直观地看，跨越式课题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接着是学生自主进行的10分钟拓展阅读和10分钟写作练习。

　　尽管跨越式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理念并不复杂，但是老师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教学模式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因此每个月，以何克抗为首的课题组成员都会从北京分赴各个试验区，通过听评课给予试验教师更多的指导。

　　何克抗每到地方听课，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都会请他吃饭。他在酒席上基本无话，吃完了就要离开。他走后，课题组成员得赶紧向满座的领导解释：“老先生一向如此，请别介意。”“我不喜欢应酬，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何克抗说。只有说起教育的时候，他才会滔滔不绝。

　　在海原，一天的工夫，何克抗和课题组成员跑了两所乡镇中心校，听了4节课，评了4节课。回到县城宾馆时早已天黑，就在等待服务员开房门的短暂工夫，年过七旬的他斜倚在服务台上，一言不发。

　　“老先生累得够呛啊。”随行老师们私下感叹。

　　学语文就是学做人

　　时光倒退50年，当年轻的何克抗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电子专业时，一度痴迷于写小说，甚至一心想转到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成，留校任教。1979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一生都在琢磨怎样把与教育有关的那些理论、技术跟实践相结合。他从未放弃对母语教学的热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存在三大问题。”何克抗后来总结：一是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二是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三是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

　　他服膺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读、写、听、说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何克抗就下决心要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于是，一项名为跨越式的课题从沿海地区最好的学校走向普通校、薄弱校、农村学校，沿着这个轨迹，何克抗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

　　实际上，早在2006年跨越式课题就已经通过教育部验收，被认为是“一项优秀的科研成果”。理论上，他没有必要再用新的试验证明跨越式课题的科学性。

　　“我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同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何克抗说。

　　最初的几个月，海原课题组的试验并没有显现出明显效果。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似乎并不大。

　　然而，每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从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海原的课堂里，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总是会被感动。一位海原老师评价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此外，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历经10年教育实践，如今，在北京的远郊区县、深圳的南山区、广州的越秀区、新疆库尔勒、河北丰宁、宁夏海原、甘肃成县……由何克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试验区，试验学校也发展到250多所。

　　今年10月底，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次课题研讨会上，何克抗再次向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了这项课题的信念。

　　“教育的力量就在于，能把普通的老师变成名师，能把原本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很快地……变成优秀的学生。我觉得……我觉得……”何克抗说这番话时，数度哽咽，最终也没能说完。

　　散会之后，人们还在议论，一句挺寻常的话，为什么会让饱经世事的老教授不能自已。一位相熟的老师沉吟半晌说：“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

　　提名理由★2010年，一群业余网络翻译者将普通中国人带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他们让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中国网民，让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机遇和挑战，而中国网民也因为这些志愿者的坚持和努力而拥有了亲近知识和智慧的新途径。

　　简介：2004年成立的人人字幕组(YYeTs字幕组)是非营利性网络翻译爱好者组织，专事译制海外影视字幕，通过网络免费发布。2006年6月1日人人字幕组开放其论坛，2007年改名为人人影视，宗旨为“分享、学习、进步”。目前，人人字幕组约有组员1000多名，论坛注册会员90多万。2010年初，人人字幕组开始批量译介国外著名大学开放课程。

　　言论：

　　“让我们全民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全民教育。没人给你发文凭，没人给你授学位。只是学习，共同进步。”

　　——组长梁良

　　人人字幕组：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

　　一次无心插柳，最终促成一场开放课在中国的热潮。偶然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享与开放的必然趋势

　　本刊记者/陈薇

　　1角、3角、1元3角1分、2元7角6分、3元……这是一份网友自发捐助表，数字有些寒酸，最大的一笔也不过1000元。然而，这些带着角分零头的捐款被一笔笔记录下来，最后的数字竟是8.9万多元。

　　钱都是捐给人人字幕组开放课程的。组长梁良有些意外，也感动，“从来没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网友在一直支持我们”。他还看到网友附言，“为了开放课程，请坚持下去。”

　　开放课程(Open Courses)运动起始于近10年前的美国。自2001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将其本科至研究生课程全部搬上互联网、供全世界免费使用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机构加入，贡献出超过13000门的课程资料，最终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教育资源与共享运动。但直到9年之后这场运动才真正引起国人的大范围关注，并在网民中掀起一股“淘课热”，众多网民通过网络免费聆听国际顶尖高校顶尖教师的教诲。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国内以翻译美剧而知名的组织——人人字幕组。在2010年年初，他们偶然将一集哈佛大学《死亡》课程译出，竟意外点燃了开放课程在大陆爆棚的引信。

　　一个平平的开始

　　让人人字幕纪录片组组长张琼(网名Joanna)详细回忆初次翻译开放课的情形，是一件有些为难的事。她只记得，2010年年初，一位网名“空格”的组员第一个在QQ群里提出翻译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课《正义》，而另一位网名“etschina”的组员热切响应，单独领走了第一集的翻译任务。

　　“男生，读大学，很认真”，而至于这两位的真实姓名，张琼便摇摇头说不知道了。

　　不问真名，不记身份，有任务便在网上集结，这是人人字幕组的管理状况，对他们来说，现实生活是另外的世界，在网络上，名字无关紧要，翻译的“作品”才是他们愿意展示于人的“翎羽”，他们珍视自己的翎羽。

　　张琼给人的感觉有些娇小，在苏州某大学读对外汉语研究生。她与组长梁良以及大部分组员都未曾谋面，但感觉却像再熟识不过的人。

　　两周后，etschina交上翻译稿。这位不一般的“Solo勇士”(指独立完成一集翻译)对组长张琼附上了只有一个词的感想：“难”。

　　“首先是句数特别多，一集课程往往有1500句左右，几乎是一集美剧的两倍。其次，术语特别复杂。洛克的《政府论》是怎样翻译成中文的，每个细节都需一一核实。”张琼说。

　　之后是漫长的校对与讨论。他们将课程字幕传到QQ群里内部纠错，放上论坛请网友挑错。如此大费周张，第一集上线已是两三个月之后。

　　而在此时，国内网民对开放课还所知甚少。尽管早在7年前，大陆的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宗旨是把国外开放课推广到国内)便已成立，但因工作都以国内高校为对象开展，在社会上影响力极有限；而在台湾，朱学恒此时带领着志愿者团队OOPS已经翻译了近6年开放课，却也不为大陆网友所知。

　　人人字幕组试译的《正义》在上线之初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张琼们对此并未介意。因为决定要啃开放课程的硬骨头，“首先是自己感兴趣”，她自任校对，和翻翻(指翻译)、轴人(指负责调整时间轴的组员)持续折腾了两三个月。组员们都是义务劳动，唯一的回报“美刀”(根据计时工作量为组员们发的虚拟工资)也只能“买”到“勋章”或是换来服务器流量，仅此而已。

　　“一点点的理想主义，(组员们)非常热情”，张琼想不出更多词语来形容这个群体，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都很愉快。”

　　进军开放课

　　《正义》的平平反响让字幕组其他成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品”的存在，包括组长梁良。事实上，在张琼操作《正义》的同时，另一家以内容分享知名的网站就曾找到梁良，希望人人字幕组帮忙翻译耶鲁大学的哲学课《死亡》。

　　作为人人字幕组成立6年来坚持至今的唯一元老，梁良习惯了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忙碌。对梁良来说，早在2008年他就对国外名校的开放课程有所耳闻，但因人手不足，一直未动念翻译。这次虽是朋友之托，他还是又犹豫了两个月，“专业度太高，不敢接招”。

　　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梁良最终应允下来，但他还是动了个小心思，将第一集课程拆分后作为测试新人的任务分发下去。接着，回收、筛选、合并、校对之后交了差。5月底，《死亡》上线，结果出乎意料！上线没多久，后面便跟出几百个充满溢美言辞的帖子，“神一样的开放课程”“神一样的字幕组”这样的句子被后来者不断重复。

　　“做字幕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夸张的场面”，梁良激动了。这天晚上，他紧急召集组员讨论，一个新的“课程组”迅速成立。增开的《金融市场》《心理学导论》，加上《死亡》课程，也都立刻确定了负责总监。此时，梁良才知道，原来纪录片组的张琼等组员已经开始了同样的工作。这个工作让人人字幕组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教育资源的分享与传播。事实上，在6年前，梁良正是抱着分享与回报的想法，加入了人人字幕组。

　　梁良是组里的核心人物，但他也很可能是一千多组员中学历最低的人。出生于广西柳州的梁良是苦孩子出身，只上完初中便外出打工，至今还会被催交学费的噩梦惊醒。他用第一年的工资买了电脑，通过网络学会了电脑绘画、影视后期、服务器技术，最终找到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他说，“初中之后的所有教育，都是在网络上完成的。”

　　“我从网络获得了东西，那么我要回报它。如果公开课能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应该更加努力去做。”

　　人人字幕组首先联系上台湾朱学恒和大陆另一家字幕组TLF。三家商定各自翻译，齐头并进，资源共享，避免重复。

　　朱学恒对人人字幕组的同行评价颇高：“从整体来说，大陆字幕组的志愿者的英文水平更高更整齐。”

　　在《死亡》上线两周后，人人字幕组陆续开出《聆听音乐》《古希腊历史简介》《欧洲文明》等7门课程。8月份，又新加入《美国内战与重建》《新约》《心理学，生物学和食品政治学》3门。这十多门翻译后的开放课在网民间迅速形成口碑传播，通过论坛、社交网络、内容分享等网站呈几何式蔓延扩散，开放课开始成为大陆网民的话题。

　　变化已经发生

　　熊伟是在字幕组第二次内部号召时，从美剧组转战课程组的。他是清华大学基础物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加入后任耶鲁大学开放课《基础物理》的课程总监。

　　“没什么别的要求，不烂尾就行”，这是字幕组的简单期望。

　　但此时，人人字幕组的开放课程已声势日隆。一家国内知名商业网站找到字幕组，提出为字幕组翻译付酬，条件是字幕组今后不能在网站上免费发布字幕。

　　“不免费发布字幕还叫什么字幕组？”梁良毫不犹豫地拒绝。

　　2010年11月，因开放课热，网易、新浪先后设置开放课程视频专区。至此，字幕组、门户网站、部分教育机构及个人，加上纷至沓来的媒体，这些积极的推动者们共同引领着姗姗来迟的中国开放课程运动。

　　同时，一些高校学生会、个人网站，包括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也陆续找到字幕组，希望探讨合作的可能，对此，字幕组态度明确：“完全可以合作。”

　　因为译介开放课，梁良感觉到，字幕组以前那种灰色感觉(涉及所译介美剧的版权问题)也渐渐减弱了，甚至出现了愿意无偿资助者。因为某天下午的一次服务器故障，梁良的信箱里一下子多出三百多封主动要求捐助的邮件；而在后来进行的一次捐款中，只前三天的捐助就足够支持字幕组一年的服务器租赁费用了。

　　不过，光有钱是不够的，比如熊伟碰上的新麻烦：《基础物理》第八课之后的翻译任务没人来接了，他只得自己上。“一共20集，按这个速度我得一直做到(大学)毕业”，熊伟偶尔嘟囔，“梁良的胃口是不是有些太大了”。但抱怨归抱怨，熊伟对自己承诺“哪怕毕业了也要翻译完”。

　　张琼则一如既往地呼吁字幕组保持翻译水准，别自己砸了牌子，“可能外面看的是热闹，但是我们自己要比较冷静一点。等这个风吹过了，大家冷静下来就会看质量。”

　　梁良仍在多方奔走，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商议合作，计划用网友捐助资金建立课程服务器分站点，甚至希望开发软件，动员所有受益者每人翻译一分钟，共同完成这项意义深远的浩大工程。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测这场由人人字幕组肇始的国内开放课热潮到底会走多远，或者，他们所促成的国内网络免费学习热潮是否会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某些影响。但或多或少，变化已在发生，一些看过开放课的在校学生开始对比国内外教师授课的不同；一些已经离开校园的年轻人通过开放课，第一次品尝到没有压力和功利目的的学习乐趣；一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发现，原来大学教育竟然可以如此之近……

　　开放课程更打破了知识与教育传播的藩篱，也许人人字幕组的成员们在译介开放课时并未思及这些，但改变就在他们的所做所为中一点点发生着。   ★

　　提名理由★在国内学前教育规模化、小学化的背景下，由一群教育学教授和学生接力维持的这个民间互助小组坚守着“爱心、自立、分享、共建”的理念，成功地让家长重拾“孩子第一任老师”的使命，让儿童回归本真，并为北京城内流动人口儿童们提供了享受学前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简介：“四环游戏小组”是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授和学生创立的民间互助小组。从2006年至今，四环小组始终为北京新街口地区“润德立市场”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近乎免费的学前启蒙教育。已有400多名学龄前孩子从这里快乐“毕业”。

　　言论：“游戏小组的理念并不是超前，相反，它是一种对儿童本真的回归。建那么多豪华的幼儿园，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

　　——“四环游戏小组”创始人张燕教授

　　四环游戏小组：纯真不“搬家”

　　在志愿者和家长们细致入微的关怀下，“四环游戏小组”的30个孩子亲如一家，大家保持着共同上课习惯，礼貌尊重中不失自由活泼

　　本刊记者/崔晓火

　　孩子们又“疯”了！

　　尽管费劲，这些幼小的躯体还是滚着游戏用的旧轮胎，从四面八方歪歪斜斜地齐扑过来。

　　“你上我的车，我带你去动物园看我姐姐卖衣服……”卷发大眼的孙京诚喊着，顾不得手中的韩泰轮胎再次滑倒。可他话音未落就被4岁的丁华翔赶超了。“不，我们要回湖北！”小丁用更大的力气喊道。

　　如果不是今年5月因为一系列国内校园安全事件被迫解散，从而导致媒体大规模的报道，“四环游戏小组”可能依旧默默无闻。实际上，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教授和学生创立至今的民间互助游戏小组，已经在皇城根下存在了六年。

　　它并不是幼儿园，取名“四环”，是因为小组中的绝大部分孩子，都住在相隔不到700米的四环胡同润德立综合农贸市场附近。市场内聚集了近千家商户，几乎都是非京籍家庭。

　　“爸爸老师”

　　一位卖西红柿的摊主正认真履行着小组“老师”的职责，故意捏着嗓子和28个孩子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从“1”数到“10”，哪位小朋友还没猜出就得受罚。他4岁的儿子刘炫一边看着，一边偷笑。

　　五年前从四川广安来北京的刘道云，一年前随儿子一起加入游戏小组。对于刘炫来说，在这里做游戏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爸爸每星期三都会和他一起来上课，带大家做游戏。小朋友们还管爸爸叫“刘老师”。

　　被问“强装嫩”的感受，“爸爸老师”哈哈大笑。“这样不是能跟孩子们更亲近嘛！”这位37岁的父亲说。

　　和刘爸爸一样，参与四环小组的父母们都共同遵守着一个比较严格的排班制度，每天都能有一位爸爸或妈妈来代班，但几乎每天开课时赶来的“老师”都会比计划中多上几位。

　　大人们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学生们一起照看“游戏小组”的30个孩子，教他们阅读、手工、游戏和协作打扫卫生，带他们去隔壁的公共厕所。小组教室的墙上订着一本以半天为单位的“计划”，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拥抱孩子、安抚情绪”。孩子们非常亲密，共同上课，礼貌尊重中不失自由活泼。

　　六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张燕为调查北京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走进润德立市场。她发现，这里学龄前子女虽然在父母身边，但由于缺少关怀，他们大多处于“放养”状态。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让父母通过某种组织形式，重新回到子女身边。

　　四环游戏小组就这样偶然地诞生了。六年来，它的环境处处受困，却依然顽强地存活着，似乎又证明了这种“将父母带回孩子身边”式教育有其成功的必然。

　　“游戏小组”现在有女孩18个，男孩12个，其中最小的3岁，最大的6岁。小组里的每个父母都是孩子们的“老师”，如果把所有值班的家长和志愿者加起来，共有老师将近40名。

　　在小组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家长育儿互助宣言”，其中详细列出了家长需共同承担的责任，如任教、出席家长会、为子女购买人身保险等，无所不包。宣言下方，20多名自愿互助参与项目的家长都一笔一画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小组的6位志愿者则负责设计课程并要协助家长。凡是在北师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就读的研究生，都会走进小组，其中还包括一名男生。据说，这位高而瘦的男生每次来都会被调皮的孩子们抓住臂膀玩“挂树”。

　　每个月底，小组举行一次家长会，商讨小组的运作，并通报每个孩子的表现。每月还会举办一场大型活动，增进家庭之间的感情。12月的活动是邀请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这一天，孩子们正热热闹闹包饺子时，又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报名。夫妇二人都来自河北邢台，丈夫在荷花市场做电工，妻子则在润德立市场销售小百货。他们的儿子张艺斌刚满3岁。他们说，自从今年5月进驻润德立市场，其他商贩一直建议小两口把孩子送到游戏小组，告诉他们：把孩子送这儿来，既放心，孩子又听话，还不多收钱。

　　不过，当班的志愿者没有立刻接受报名。“老师说还要再来两三次，如果孩子适应的话就收下。不过现在孩子已经不想跟我们走了。”这位年轻的爸爸说。

　　屡次叫停的游戏

　　志愿者没有直接收留张艺斌，或许还有一个为难的原因。

　　从2008年至今，“四环游戏小组”先后三次因北京奥运安保、手足口病和甲流等原因被通知“停课”。一停便是数月。今年5月，因国内发生多起校园安全事件，由于害怕承担责任，已收留小组五年的润德立市场不得不将游戏小组“请”出原先的活动场所——市场空置的仓库。至今，这个仓库仍然闲置，家长和老师们都觉得可惜。

　　8月，游戏小组终于找到新的场地：位于北京新街口大半截胡同内的一座半截大的四合院。但房东开出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一点儿也不能便宜。

　　“过去在市场，家长光是每天上厕所的机会都能顺路去看孩子好几次。现在搬出来，家长的顾虑自然就多些。”刘道云说。

　　房租很贵，家长们主动把“自助基金”由原来的每月20元提高到150元，但30个家庭的总和也不过是房租的三分之二。即便小组得到了一所培训机构半年房租的临时资助，并申请了其他国内公益基金，但资金一天没有凑齐，小组就仍然面临解散的命运。

　　于是，小组的微型民主再次发挥了作用。经过投票，30户家庭中有一半支持通过略涨“月付”和增收小朋友的方式渡过难关。但出于安全考虑，增收的人数不宜多。于是张艺斌的入学可能还要等等。

　　小院的环境也令人担忧。此院地处公厕附近气味不佳，木门也被孩子一时顽皮踢烂了。站在小院里，孩子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头顶四角的天空和浮云。

　　好在简单的环境并未影响老师和孩子们的情绪。在四环市场卖童装的杜阿姣，已经看到7岁大的儿子彭帅雄从小组“毕业”，并就读于新街口东街小学。“哪个幼儿园有这样好的老师？”看着下课了又在市场商铺间“串门”帮忙的志愿者，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民说。

　　至今，从小组快乐“毕业”的孩子已超过400名。今年8月，小组还迎来了成立六年来第一位，也是唯一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

　　虽说越来越受到新街口附近家庭的欢迎，“游戏小组”无论在民政还是工商部门，都无法获得注册。由于它也不是民办幼儿园性质，小组也不能从教育部门获得许可。

　　《中国新闻周刊》就“四环游戏小组”的现状联系了北京市教委和小组所在的西城区教委，获得的答复也体现了教育部门的为难。“这种小组就是一种社区内互助性质的儿童托管，类似培训机构，但绝不是幼儿园。我们没法提倡，但也绝不能说它是非法。”有关负责人这样回答。

　　不过，官方始终对小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今年1月，由全国妇联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已表达了与“四环游戏小组”合作的意向。12月1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首届“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等地的民办学前教育组织均获得了难得的展示舞台。

　　“四环游戏小组”的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燕教授认为，对于国内超过1亿的学龄前儿童来说，学前教育赋予孩子们的更多应该是自然的人性，而不是超前的智力开发。

　　“游戏小组的理念并不是超前，相反，它是一种对儿童本真的回归。要知道，建那么多豪华的幼儿园，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张燕教授说。

　　至少现在，孩子们仍然能在“游戏小组”自由地呼吸冬日的空气，尽管这种自由可能是短暂的。

　　4岁的丁华翔就要随父母回湖北黄石的乡下。小男孩边在轮胎上跳跃，一边念叨：“明天我就要回家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他身后，其他小朋友仍然笑着吵着跟着他跳，谁也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