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刘天昭 自由撰稿人
我有点迫切地想要买崔健的新唱片，叫做《给你一点颜色》的那个。听说他还要拍电影了，那电影拍出来我也一定要去看的。因为我终究还是喜欢并且信任崔健的。
似乎所有超过二十岁的人都这样感慨过，再也不会像当年喜欢谁谁谁那么去喜欢一
个明星了！大约在青春期参与过你的人格塑造的那些明星，和后头那些被你审美欣赏的明星，是永远不能相提并论的吧。对于我来说，这个谁谁谁里包括两个人，一个是崔健，另一个是张楚。那个，当年就是我刚上高中的时候。
摇滚歌手对于一个中学女同学的思想解放和自我确认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情说起来我都觉得过于自恋了。待到我彻底成人之后，我发现这两个歌手对我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他们有绝对的耐心。不管他们做什么事，出什么样的唱片，我都不会失望，因为我只是期待了解他们的新变化，藉此更细致地体会他们——我把他们看成复杂变化着的人，而不是记忆的引子，或者青春的商标。
在《我的兄弟姐妹》中看到崔健硕大的眼袋的时候，我猜想他也许是一时兴起吧，演电影对谁来说都是一件想要试一试的经验。在听人讲起崔健对他的女儿又温和又顺从的时候，我也觉得一点不吃惊，虽然我一直猜想他脾气应该有点暴躁，情绪大约非常不稳定，但是那样一个猛烈较真的人，肯定得有特别柔软的东西吧。在崔健把“真唱”搞成一个运动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事情有点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有点弄得像个闹剧了，但是同时又会觉得，这个人还是有点骄傲的孩子气啊，他在他个人的有点偶然性的视野中觉得这个事情重要了，就重要得不得了，一定要大声喊出来呢。
对于我少年时代热烈喜爱的人，我就是用这样的态度一直热爱下去。但是其实，在所有这些增加其人格复杂性的边缘信息之外，崔健有一种东西在我看来是连续始终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东西就是，在真正彻底消解过英雄主义之后，仍然保持着对世界、对时代、对宏大命题的焦灼关注。过去的这二十年，似乎所有象征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时髦地以个人的内心经验为处理对象，或者说爱情，或者说绝望，或者反正这些类似的命题是分不开的。矫正对人性的认识当然是伟大的社会工作，但是人们选择如此的路径似乎也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懦弱和伪装成熟的智慧。但是崔健不，崔健的歌和他的整个公众姿态始终都是有斗士风采的，有点像堂·吉诃德一样让人心疼的。
其实谁不知道，说大命题，讲大事情，做这样事情的人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笑话，看起来像个傻瓜。不管崔健的直觉有多灵敏多准确，不管他内心的骄傲有多顽强多有力，他在坚持着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总还是不能真的从容——“不是谈论政治，可还是有点儿慌张”。崔健的慌张看起来像个孩子那么赤诚，倒让人觉得从容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多么的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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