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浴火重生

　　观察记者 刘晓林

　　2003年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修缮的过程中，有一个镜头至今令当时刚刚调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钱 伯皓记忆犹新：孤山之上那座“全贮湖山在目中”的著名楼阁——四照阁的下面凉堂之间支撑四照阁的大梁几乎被白蚁蛀空， 整个四照阁几乎没有必要的支撑，变成了“空中楼阁”，这座著名的老楼岌岌可危……

　　这，也许就是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当时境况的一个缩影。

　　2003年，是这个百年名社的生死分界线。一种选择是继续固步自封，或许仍可以延续着当时的奄奄一息，积重难 返的状态；但无论是当时政策环境也好，单位和员工境遇也好，还是种种条件和契机都选择了同一个指向——体制改革。

　　凤凰涅 ，“西泠印社”浴火重生了。

　　“真是不改革不行了！”不少老职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无后怕地对观察记者感慨。

　　“是改革给了老牌子全新的生命！”一些人这样总结，“是文化创新给了一个文化单位活力。”

　　“西泠印社”不是一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品牌吗？不是一个曾经人人都想挤进去的效益名声皆好的文化单位吗？何以 人们这样感慨？为什么2003年成了这个著名文化品牌的生死线？

　　金字招牌日渐暗淡几乎到了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地步

　　对于现在的“西泠印社”几大实业之一的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鸣来说，“西泠印社”这20多年来所走过 的路是再清晰不过了。

　　1978年，风华正茂的他才22岁，正处在充满憧憬的如梦季节。几经周折，他终于圆了自己的梦——如愿以偿地 走进了闻名遐尔的“西泠印社”。

　　那时侯的“西泠印社”是杭州市文化局管属的一个下属文化单位，与那些剧团等文化单位的性质差不多。所有财务权 人事权均归文化局“西泠印社办公室”管理。当时的所有“家当”有四块：“西泠印社”社团；位于西湖孤山景区的“西泠印 社”(内除了亭台楼阁摩崖石刻外，还有提供篆刻服务的部门和商场、茶室等)；位于杭州北山路葛岭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的文 物管理部门；位于杭州延安路的专卖文房四宝和字画的“杭州书画社”。

　　家当不多，但知名度高；人员不多，但经济效益好。西泠印社备受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专家推崇，也为国内 专家所看重。

　　当年还是小伙子的金鸣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越白堤，到孤山上班，就像生活在诗情画意中。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青 春不再，他朝夕相处的“西泠印社”也眼见着从辉煌走向衰落，甚至濒临死亡……

　　“当时很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么好的一个单位最后走到了‘讨饭’的边缘，却又无可奈何……”

　　问题的结症在哪里？他与大多数职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找到答案：中国所有改革前的单位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体制落后。

　　因为“西泠印社”是杭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单位，所以“西泠印社办公室”的正副主任自然是由杭州市文化局任命 下派——问题就出在这种干部的任命机制上。

　　许多老职工都对记者说：“第一次，文化局领导来换班子时，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西泠印社”这架机器是好的，只 存在领导班子等零件没有搭配好的问题。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了。后来走马灯似的一次又一次换班子开大会说‘西 泠印社’会好的，我们就不要听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从1984年到2003年20年换了6任领导，经济从8 0年代800多万的年销售额、150万利润的历史高点，一步步滑落到2003年竟然亏损了150万，靠借贷给职工发放 基本工资的情况。任换班子都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没有去研究‘西泠印社’应该有的科学发展机制。那时侯，因为这种管理 模式，文化局下边的单位没有一个搞得好的。其中两个单位，一是‘西泠印社’，另外是杂技团，都被人称为‘坑’，说是‘ 谁跳进谁死’。以至后来文化局的领导谁也不愿被派到这两个单位去了。”

　　与单位风雨同舟的老员工身上留下了永远也不能再改变的“这一个”单位的历史印记，也与单位相伴相随地永远留下 了他们个人的特有的“这一段”历史。所以，改革与不改革，在他们身上是会留下切肤之痛的，在他们心中是会产生巨大影响 的。

　　现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社团事务处副处长的桑建华庆幸改革使自己没有成为历史的“陪葬品”。他是历次改革的得 益者。1992年，也是乘着人才机制允许从集体单位向事业单位流动政策的东风，他从电力局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篆刻爱好 者如愿以偿地变成了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旗下的一名篆刻师。2003年改革，因为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的人事改革，才 使他这个合同工能够成为一名副处长。

　　当时全国刻印数一数二的，除了杭州的“西泠印社”，就是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全国只有40来人以篆刻为职 业，桑建华能成为其中一员甭提有多自豪。他的工作很简单，外宾来了，给他们刻印章。因为他卖力自学进修，他的职称也从 初级破格到中级。

　　“但是，越往后越觉得不对了。单位的效益越来越差。尤其要命的是，西泠印社的机制决定了干多干少一个样，成了 一个混日子的地方。我与大部分在职员工不一样，他们都是长期的在编职工，用不着考核，可以吃大锅饭的。而我是合同工， 篆刻组就我一个人要考核，职称也不给评。后来，有特长的人才渐渐开始走了，跳到大学或别的单位去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曾经在我们眼里如此崇高的“西泠印社”，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争先恐后想逃离的地方。”

　　现任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办公室主任的邵旭闵也是一名1984年进入“西泠印社”的老员工。她描述，出版社前身 是一个美术编辑室，只有“七八条枪”，靠每年编七八本书和编几种挂历维持。直到2003年前，出版社的负责人还不是法 人，仍旧没有财务权人事权。在生存成问题的状况下，西泠印社出版社靠卖书号过日子，选题没有报批就提前出版，结果换来 的是停业整顿。“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奔头，都走了。”到了2003年，出版社仅有的一个具有中级职称的编辑也走了。

　　一直从事“西泠印社”文物保护工作的老职工邓京险，险些连自己也成为一件破败的古董。是2003年的改革给了 她全新的生命，正如给了她所保护的文物以全新的生命一样。

　　“西泠印社”有2万多件文物，但却命运坎坷、身世飘零。因为自收自支的政策，这些文物的保护和修复经费要从单 位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而当时的“西泠印社”连人都过不上好日子，哪里还有更多钱来保护文物？所以，文物库房就 设在没有消防设备、没有监控设施、没有恒温装置的杭州葛岭山上的一幢破旧房子里。形象地说，是“消防没有水”，山上连 吃的水都要靠人工挑上来；“安全靠一条狗”；“监控靠一台黑白电视机”；工作人员只有4个，保安和修复人员全在内。珍 贵的印章散落在抽屉里，价值连城的字画长霉了散落在地上。因为经费困难，水费、电费都要自己省下来。有时候连照明用1 00瓦灯泡还是40瓦灯泡的问题都要与领导协商。

　　如果不改革

　　“西泠印社”可能已经被拍卖了

　　“西泠印社”这块具有百年历史的金字招牌，居然在我们这一批人手上变得暗淡无光，分文不值！高层震动了。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开始对“西泠印社”进行调研。

　　当他来到葛岭山上的“西泠印社”文物库房拉开柜子抽屉，那些身价不菲的字画居然哗啦啦地掉落下来。他第一次亲 眼目睹了“西泠印社”文物保护的现状。尤其让他不安的是，原来被国外专家推崇备至的“西泠印社”社团，这些年活动越来 越少，影响力、辐射力、凝聚力越来越差。本来每年都来参加活动的全日本篆刻联盟等国外学术团体现在也不愿意来了，因为 在他们眼里，“西泠印社”已经成为一个破落的代名词了。全国20多位政协委员就保护“西泠印社”问题还专门写了提案呼 吁。单位内部职工情绪很大且人心涣散，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省里的领导也在了解了“西泠印社”的现状后，对杭州市政府提出：这么个著名牌子，如果你杭州市管理不好，就收 回由省里来管……

　　不能不改了！杭州市委市政府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一系列严密的调研，他们找到了“西泠印社”的症结所在： “西泠印社”患了“体制综合症”！要改革，首先必须从体制上改起！

　　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西泠印社”升格为一个局级单位，由市里直接管理。成立一个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主任由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任。给社务委员会编制，下设4个处室。人员对内对外公开招聘。“西泠印社”的改革由社务委员会负 责。市委市政府还提出了改革目标：“光大社团，做大产业”。

　　2002年12月，当时正在市经委工作的钱伯皓，被任命担任“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虽然 做过地区工业处处长，经历过1998年、1999年杭州市工业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对于一个文化单位的改制，钱伯皓 还是感到陌生。但是，改革总有相通之处。一个文化单位的改制，对于一个懂经济的人来说，经济与文化一起考虑，可能还是 一个优势呢！钱伯皓决定先从调研开始，来决定“西泠印社”的改革走向。

　　经过实地考察，与60多位职工背靠背的谈话，钱伯皓发现，“西泠印社”已经病入膏肓，到了重症晚期了。

　　他看到，位于杭州朝晖七区的裱画部一片死气和萧条，天很冷，连空调都没有。他了解到，“西泠印社”作为一个世 界闻名的社团，直到2003年连法人登记都没有。原来的社长沙孟海先生故世后，“西泠印社”社团一直没有领军的人物。 王国平书记曾亲口感叹，“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社团已经沦落到比一般的机构要落后两到三年的地步。他知道，当 时位于延安路的杭州书画社刚刚被拆迁掉，商场开不开还是个问题，20多个职工处于待岗状态他知道，西泠印社出版社停业 已一年，人员流失，新应聘担任社长的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的江吟，就住在窗子破门也关不拢的办公室里，睡着一张行军床， 已经半年多了，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他发现，当时的“西泠印社”已经亏损150万，就要过年了，还发不出年终奖 ……

　　这些都是现象，透过这些现象，钱伯皓意识到，不是象某些职工抱怨的那样，“西泠印社”之所以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因为“人无能”，而是问题出在体制上，“西泠印社”患了“体制综合症”。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混在一起，导致资产 和人员的定位混乱。他发现，“西泠印社”无形资产大于有形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高于经营性资产。没有合理运营这种资产， 这导致“西泠印社”捧着金字招牌讨饭。

　　于是，钱伯皓决定从体制上改革入手，把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分开。

　　于是，他们确立了“西泠印社”现有的机构，在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下分为两块：第一块是公益性事业机构，把“西 泠印社”社团、“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文物保护库房等归属在此列；第二块是经营性事业，出版社、商场、拍卖公司等属于 此列。

　　钱伯皓发现，虽然“西泠印社”问题严重，但也具备了改革优势。2003年，“西泠印社”的一系列问题终于集中 爆发出来，大家再也混不下去了，逼迫大家不得不要改革；有提前的规划，把原来混乱的产业重新规划定位。如果不是原来的 定位混乱，使矛盾爆发，大家还会以为原来那样很好，还可以心安理得地混下去。

　　当时的“西泠印社”核销不良资产270万。“穷得只剩下一块牌子了！”好在当时刚好拆迁湖滨路上的“杭州书画 社”， “西泠印社”被补偿1600多万，这些钱成了改革的“启动资金”。改革按照杭州市176号文件进行，安置退休 职工以及事业转企的补偿金就达1300万。“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我们的改革成本不知道用什么去支付！”钱伯皓说。

　　当时协助钱伯皓一起改革的现西泠印社出版社副书记许炎鑫感慨：“如果不改革，“西泠印社”这块牌子可能现在早 已被拍卖掉了！”

　　突围和拯救

　　不易但却很有成效

　　改革总不是那么容易的。“西泠印社”，这中国成千上万个单位中的一个，在改革上，同样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改革最难处理的是涉及改革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问题。钱伯皓也多次遭遇这些人员的上访。许多被安排退休的 人员对生活待遇不满，他们的不满主要源于与机关工作人员的对比。然而，他们与企业职工比却高出很多，他们在这点上却看 不到。另外是人员的重新安排问题，重新竞聘上岗要淘汰一些人这在某些人眼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于人们的来访，钱伯皓作出了40多道书面回答题作为解答。他知道，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处理好政治待遇和生活待 遇问题，让大家都能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样，改革才能成功，社会才能和谐。比如，他们后来还从公司拿出一部分钱， 作为那些变为企业身份的人员退休后不如事业身份待遇好的那部分补贴。

　　当观察记者采访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鸣时，他正在起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就涉及到上述的“补贴” 。

　　“当年的大部分老职工通过事改企后来到了我这个公司。”金鸣总经理说，“中国的改革总有些不健全的地方。比如 领导总是对大家说，迟改不如早改，早改早主动。但是政策却滞后，政府一直没有解决好。比如2003年出台的改革政策中 所规定的待遇就比2001年的好，这就有先后的不公平。所以人们宁愿拖时间等好的政策来了再改。”

　　主动为被改革人员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西泠印社”让大家都能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与理念。这也是胡锦涛 书记所强调的，只有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西泠印社”的这种做法，值得很多渴望改革和创新的单 位借鉴。

　　正是因为有很好的政策、体制，才使得濒临死亡的“西泠印社”凤凰涅 ，浴火重生。人们从“西泠印社”的改制 中看到了改革的活力，创新的魅力。

　　首先得益的是出版社。把出版社改成企业，让社长担任法人，有独立的财务权人事权，对领导班子进行有近10个数 据的年薪考核指标。出版社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状况。“3年跨了3大步。”出版社副书记许炎鑫这样总结，“停业整顿阶段只 能发基本工资；2004年完成利润120万；2005年完成利润200万。”

　　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快？基于两个字：改革。出版社社长江吟的体会最深。“因为放权，责权利明确，落实岗位责任 制，绩效考核。使得出版社上下都有了奔头。”江社长说。

　　正因为有这个前提，他们把出版社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只出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有的书，使得亏损的出版社连续创利 。选题命中率达100%，重印率达90%。3年中，有46种图书获各类奖，其中《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获浙江树 人特等奖、《弘一大师罗汉画集》获浙江树人出版奖。2005年受到浙江省新闻出版局通令嘉奖。现在，又得到了《中华大 典》的历史、地理典的出版权。发行科科长陈国梁感慨，现在的出书质量和速度对我们搞发行的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了。

　　新组建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更是改革得益的产物。2005西泠春拍，也是公司组建后首次亮相，就以1.96亿的 成交额赢得了“江南第一槌”的美誉，而12月的2005秋拍，西泠再以2.56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中国长江以南艺术品 拍卖的最好业绩，被国内艺术品拍卖界所瞩目。今年春季拍卖竟然拍出了2.62亿的的高额，这在拍卖界都是一个奇迹。西 泠印社拍卖公司在2004年才组建，但是短短两年时间内，因为西泠印社拍卖公司的崛起，形成了中国拍卖重心南移的格局 。

　　“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是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产物。现在的‘西泠印社’拍卖现状，正吻合当年我们组建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时提出的涉足艺术品拍卖领域的设想。”钱伯皓说，“‘西泠印社’是一块金字招牌，怎么样使无形资产转化为有 形资产，‘西泠印社’拍卖是一个例子。”

　　现任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方玲琅是怀着对改制后的“西泠印社”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前景，于2003年5 月放弃杭州大厦优越的工作环境被聘到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产业处的。产业资源在哪里？产业市场在哪里？产业人才在哪里？ 这是摆在她面前的三个问题。最后，她意识到，产业资源在“西泠印社”，在它丰厚的库藏、著名的品牌和出色的社员。而产 业市场要靠自己培育，产业人才要靠自己寻找。西泠印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利用“西泠印社”的藏品，组织客户举办各种 鉴赏会。杭州西泠印社展览有限公司的首要任务是承办“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由西泠印社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0%、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出资20%、社会经营者出资50%的方式共同组建的。有效解决了资金筹集 、合作伙伴、行业准入、品牌授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有事业法人、国有控股公司、自然人三方共同投资组建的产权明晰、机 制灵活的合资形式的股份制企业，产权清晰，组建规范，决策、经营、监督和艺术支持分工明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也 是一种在文化机制改革上的创新。

　　“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社团的活动现在变得频繁了，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西泠印社”年度最大的社团活 动秋季雅集就曾于去年10月在杭州举行，并升级为“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同时成为第七届西博会的开场项目。

　　据西泠印社社团副社长陈振濂介绍，该艺术节主要由系列大展、印学论坛与艺术博览会三大板块组成。系列大展有“ 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大展、中国书法大展、中国画大展(简称“三大展”)。“三大展”定位国际性大型展览，向世界范围 内征稿。三大展的前10名作者荣获“首届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中国印十杰、中国书法十杰、中国画十杰”称号。同时，“西 泠印社”对兼擅书、画、印三个门类且均达较高水准的作者另设“全能奖”3-5名，并从全能奖获得者中评出三大展的最高 奖“吴昌硕奖”1名。“吴昌硕奖”与全能奖的获得者将直接取得“西泠印社”社员的资格，这也是继2004年“西泠印社 ”采取考试方式选择新社员后，进一步拓宽年轻书画、篆刻爱好者公平公开进入西泠印社的路子。印学论坛是指“孤山证印— —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是国际印学界规格最高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艺术博览会包括“西泠印社”国际艺术节评委作 品特展、“西泠印社”乙酉秋季雅集特邀篆刻作品原作展等10多个展项。

　　“‘西泠印社’的秋季雅集经历了转变的三级跳”，陈振濂说，“过去它只是搞印学研究的专业团体的内部聚会；百 年社庆后起性质由专业艺术项目转为一个社会项目，今年它被纳入了西博会的正式项目，再次转向成为由政府主导运作的一个 艺术节。”

　　那些文物的保护更是有了好的方式。对文物的保护专项投入资金，变换了库房，监控、保温、控制湿度、消防、避雷 等都有大量投入。2006年，文物库房正在加紧三级以上文物的建档工程……

　　钱伯皓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指着那些“修旧如旧”的碑刻楼亭对观察记者说，我们专门对孤山社址的300处 摩崖石刻进行了修复，对楼亭的一梁一栋都进行过修缮。而且，我们现在实施保护式使用，谁用谁保护。这样，既开放利用了 资源，又省下了一批保护费用。连国家文物局局长都说：“你们这种文物保护的做法值得借鉴。”

　　站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的山上，西湖美景尽收眼底。面对“西泠印社”孤山社址的一碑一楼，钱伯皓主任感慨万 分：“想想2003年我把改革设想在大会上对员工讲的时候，大部分员工表示怀疑，我们换了这么多届领导都没有实现什么 理想，就凭你这个年纪轻轻的能行？”

　　但是今天，一切改革的目标都达到了，才一两年工夫，经济收入就远远超过了“西泠印社”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社会 效益也无可比拟。

　　这说明了什么？体制创新、文化创新的力量！

　　经历了2003年改制，2004年起步，2005年发展的变迁，“西泠印社”改革不仅尝到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 政策的“头口水”，更重要的是抓住了国内艺术品市场自2003年非典之后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掘到了“第一桶金”，产 业的实力、活力、

　　钱伯皓总结道，体制再造、机制转换本身不是目的，改制的成果最终要靠发展的实绩来检验。改制的形式由于各单位 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改制操作不光要解决面向市场的新型主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主体应该产生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改制 是阶段性的，遇到的问题是可控的，但发展是长期的、永恒的，必须主动应对各种挑战。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我们将继 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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