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注:副市长用受贿赃款做善事获罪引发争议

　　副市长用赃款做善事获罪引发争议

　　“受贿济贫”能否免除法律责任

　　应当依据全部受贿款定罪

　　此举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

　　做善事不等于可减轻处罚

　　王永超

　　“扶危济贫当然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但是，用受贿来的钱做这件事，就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8月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谈起湖南省临湘市(隶属于岳阳市的县级市)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济贫”一案时这样说道。

　　受贿赃款扶贫获罪 法院判决被指不公

　　余斌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消息传出后，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余斌并没有像其他贪官那样受到指责，而是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

　　在某大门户网站的调查中，七成网民认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余斌有失公平，因为他将15万余元受贿赃款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临湘市教育局一名干部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余斌何罪之有？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两级法院审理认为，在检察机关所指控的22.5万元受贿款中，有9.5万元属于受贿，另10万元虽属朋友馈赠(不构成受贿)，但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余斌提出的“所收钱财中有15万余元用于公务活动部分，可不作受贿数额认定”的辩护意见，因其受贿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作为本案件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此法院认定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罪名是否成立 观点不尽一致

　　按照组织程序，收了赃款应该上缴，但余斌没有这样做。他说：“上缴不外乎有3个部门，自己的单位、检察院、纪委。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的职员奖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从制度上讲余斌违反组织程序应该算是受贿。但他没把钱装进个人腰包，群众从朴素的感情出发同情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做好事应该用合法的方法，假如一个人偷辆汽车送给别人，法律就不该制裁他吗？

　　“我的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解释为什么要收受某建筑公司老板送的8.5万元贿赂时，余斌说，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从事基建的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对方送来8.5万元现金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

　　临湘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建林告诉记者，余斌曾在教育局当了一年多局长，难免有老师为找他帮忙送红包。对于老师们送来的红包，他坚决不要，都是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退还给当事人。

　　陈建林还介绍，余斌从不贪图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学、同事送给他的一些烟、酒，他也从不带回家，都放在办公室和教育局的食堂，用于接待客人。在他要到政府工作的时候，该局办公室准备将这些已消费了的烟、酒给他折算成现金。余斌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贪污。”最后他又戏言道：“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反正单位接待客人也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律师武绍智从犯罪故意角度分析说，余斌拿到别人的好处以后，并没有个人长期占有，而是用于扶贫等社会公益目的，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只能说是违反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因此“我认为他不构成犯罪”。

　　“如果说收受贿赂只是为了解决下属的实际困难，不是为了个人占有，就根本谈不上余斌有什么犯罪心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说，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就是要有社会危害性，但是从余斌的行为看，应该说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难以构成受贿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受贿之所以为“罪”，不在受贿本身，而在于受贿的官员拿着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利益去与行贿人交换，交换来的也绝对不会是对等的利益。受贿之所以为“罪”，其本质在此。“这就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当然是有社会危害性的”，因此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则认为，受贿来的钱怎么处置，不管是挥霍、补贴家庭、扶贫，甚至还有交给希望工程的，但这些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法律上有一句比较通俗的说法，动机不影响定罪，动机只影响量刑。法律并没有说动机好就可以不定罪。

　　量刑考虑赃款用途 并非提倡受贿济贫

　　“从判决结果看，法院在量刑时，还是考虑到了余斌将受贿赃款用于扶贫的因素，所以并未对其克以重典。”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平安说。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告诉记者，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赃款用于扶危济贫等善意目的就能减轻刑罚，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酌情考虑如何量刑。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二庭庭长汤保山在其所著的《刑事审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行为人收受贿赂，未从中直接得到好处，将所受贿赂用于公务活动并查有实据的，可以不作受贿数额认定。如果一部分用于公务活动，一部分归个人所得的，可以将用于公务的部分减去后，将个人实得部分认定为受贿数额。”

　　陈兴良教授认为，受贿的钱用于善意目的能不能扣除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清情况。定罪时绝对不能扣除，但量刑时可以。

　　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谢鹏程博士认为，从目前的报道看，法院在量刑上做减轻处理并无不妥，但是，这样做不应该给人造成误解，以为只要用赃款做善事了，就能减轻刑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难道受贿上千万元，拿出几十万元做善事，就能减刑吗？”

　　“贿款公用”难改违法本质

　　宣华华

　　应该说，余斌受贿案本身并不复杂。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余斌受贿事实清楚，理当“领刑”。真正的争议焦点在于：余斌的“贿款公用”行为，是否可以免除法律责任？换言之，一个具有较高道德评价的人，是否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呢？为此，余斌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悲情解读”，以求为之进行“无罪”辩护。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悲情解读”的背后，却是一个荒诞的逻辑。

　　透过余斌及其同情者的“悲情解读”，余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形象：“铁腕纪委书记”、“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的干部”、“非常坦诚、直率的人”、“讲原则的人”。余斌收受的部分贿款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烟酒用于公务接待，也统统被解读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至于，有人最终发出质问：“余斌何罪之有？”笔者认为，这种荒唐逻辑的根源在于对法治认识上的肤浅，以至误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歧途。

　　法治的要义之一，在于法律的普适性和稳定性：既不能因余斌一人而设，也不能因余斌一人而废。与此同时，法治的理想结果是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这就要求余斌们即便为了实现“善”的目的，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采取“恶”的手段。试问：假如通过修订法律把余斌放大到所有的官员，允许他们通过“余斌式受贿”进行公共财政管理，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刚性制约下，我们将如何监管众多官员的私下行为呢？我们又如何保证应当“公用”的“贿款”不被挪作“私用”呢？

　　更甚而言之，按照“余斌式受贿”的逻辑，小偷用偷来的财物进行“扶贫帮困”，可以称其为“义偷”，强盗用抢来的财物进行“社会赞助”，也可称其为“侠盗”……一言以蔽之，只要持有“善”的目的，人人都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按照个人意志随意行动，并且得到社会认可就能够超脱于法律。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掉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沼吗？我们还要法律、政府干什么呢？由此，“这种悲情解读”背后的荒诞逻辑，其危害大约可见一斑。

　　事实上，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性变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以法律为本，而不能以道德评价、个人意志等为本，更不能允许任何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否则，我们免不了陷入上述“悲情解读”的荒诞逻辑。这种法治观念上的“开历史的倒车”，尤为值得我们反省和警惕。（责任编辑：徐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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