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中日关系 如何展望前程

　　文 程亚文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六十一甲子。六十年后的今天，中日关系似又回到了那个敌视的最初。细思量，拦在这对关系之前的障碍不少。这里，笔者且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试说两个。其一，日本“亚洲代表论”的谬误。此论认为，日本一直在“代表”亚洲。但其实，近现代以来，日本对亚洲并没有认同感。

　　日本想代表亚洲，其思想由来，从文明论的角度看，有两种相反的路径，但达成了相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日本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最成功引进者，故日本有义务代表亚洲，在这种图式中，东方文明劣于西方文明，福泽谕吉即持此说。

　　另一种认为，只有日本才保持了东方文明的特色，而中国和印度皆失去了东方文明的伟大特色，故日本应代表东方文明整合东亚与西方对抗。在这种认识中，东方文明并不劣于西方文明，甚至比西方文明优越，如冈仓天心即持此说。

　　这两种文明论图式中，日本都是亚洲的先进、优越者，理应负起的是传播进步文明的责任，其他国家作为被动的文明低劣方，接受日本的领导，理所当然。

　　指出大隈重信、福泽谕吉、冈仓天心等人的思想，影响了日本近现代史，直到现在仍深有影响。突出表现在日本的对外关系考虑上，一直有优越感，想“领导”亚洲。也就是说，日本的亚洲交往仍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平等心态，“在亚洲的西方国家”是日本的基本定位。而这也使得东亚整合极其困难。

　　其二，日本始终是一个“形势主义”国度。它有种跟不上“世界潮流”，就不能生存的不安全感。曾经，它认定亚洲不能代表世界的潮流，因而就不能跟着亚洲走。而这种所谓“形势追随主义”（野村浩一）的典型表现，就是追随强者，例如19世纪末追随英国，

　　话到这里，也并不是说中日关系注定是在死胡同里徘徊。前程依然可以展望，只要双方都足够理性———国人不必迷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日人更不应执迷不悟。

　　具体说，首先，双方应重视中日交往中的心理差异。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心理的不同，因生存环境有别，形成了不同的对自身安全的感受，这已成为两个民族的存在宿命。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国家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与反抗日本的侵略有关，而日本的国家民族认同则与日本人特定的文化心理有关，即丸山真男所说的“古层论”。

　　这两种东西对两个民族来说都是密切关系彼此的生存感受，不是说抛弃就可以抛弃的。

　　其次，正视中

　　历史上，日本因为自身的安全焦虑，希望“中日联合”。这固然有其侵略内涵，但也有希望日本自身改革、以便中日合作，甚至希望以中国革命带动日本变革的思考在。曾经，中国也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这些都是我们思考未来中日关系时的思想资源。

　　再次，建设共同知识空间。中日友好应从建设共同的亚洲认同感入手———从目前来说，中日关系要取得质的突破性进展，可能性不大，两国只能基于利益的彼此需要而合作，历史问题仍将纠缠不清。因此，只能从长远考虑来筹划两国关系的未来，其途径是建设共同的亚洲认同感，要从历史中的相互扶助思想中汲取资源来建设共同知识，从中慢慢化解历史积怨，建立共同命运感。

　　莫内说：如果让他重新设计欧洲前途的话，他将从文化做起。中日两国关系同样应如此。也就是说，对想象的未来中日友好关系，从长远来说中国可以进行战略设计、而在近期却只能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多是策略性考虑。

　　最后，促进东亚共同叙事的形成，建设共同知识的具体路径。这里，东亚国家有必要在近现代史教育上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日本侵略问题上形成共同叙述，以对日本形成舆论压力，帮助日本正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