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创新也要防偏

　　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是对不确定性的发掘，创新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新并不必然等于好，创新也并不必然等同于价值。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12月召开的哈佛创新论坛上的演讲里，面对“中国能否创新”的话题时，给出的答案是，中国能创新，不过如何创新及如何应对创新带来的挑战本身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在创新蔚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时，这种提醒似有必要。

　　创新需要成为一种风气，那样人们就会更容易在面对问题时，寻求新的解决思路；对别人的创新比较容忍与鼓励，养成从小处就着手创新、经验创新的习惯；反思与总结出更多的组合、挪移、延伸的创新技能及培养原创的创新灵感和冲动。但与此同时，要充分慎对因创新尤其是以创新为时髦而形成的浪费、偏差甚至错误，而这些偏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创新成本过高，甚至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创新偏差之一可能来自封闭式的创新渊源。公众消费和公共行为参与，实际上都是公众维护或跃升自己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

　　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里，同时也不断试图实现超越实际生活方式的理想生活方式，这一方面导致了日常反复的消费与公共行为，同时也导致其有新的需要与尝试性消费和公共行为。人们对现在获得的服务不满，在受到新信息源的刺激和在自由氛围中的放任想像下，都会形成或明显或朦胧的新的消费与公共需要，这些需要可能由他们主动表达出来，或在有先知先觉者把一些具体事物呈现在他们面前测试时，被动表现出来。

　　无论是垂直（按照同一技术方向不断深化）或者水平（组合跨领域的资源和功能）的创新方式，有价值的创新本质上是实现消费者不断变动需要的不同角度的技术表现方案。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进行创新，无论是新产品技术创新或者公共政策创新时，都要了解公众心理需要的趋向与特点，那么我们的创新成果将较少可能面临创出来而无市场的尴尬或承受公众拒绝的后果。由技术精英或政策精英闭门造车式的创新是一种风险极大的游戏，而远离或者不确定公众需要的创新成果需要由高成本的市场试误法来推进，其成本高收益低。

　　创新偏差之二可能来自于对创新主体的迷思。

　　科技创新史表明，大公司拥有自己的规模市场，而在创新方面大半只能沿循保守的改良型创新路线，因为规模市场导致其消费者有非常强的惰性（嫉妒他人使用比自己好的产品，对新技术熟悉成本的担心、对已收集信息的不断自我强化）、内部管理惰性（公司人员对已熟悉技术新流程的偏爱及相应的管理地位变动的顾虑）及技术人员惰性（对技术地位变动的顾虑）交错作用，从而很难走到革命性创新路线上来。相反，小企业有革命性创新的动力，但缺乏足够的市场规模支持及资源支持。一些重要的市场突破则来自于成功进行了资源整合而又拥有革命性创新成果的中型企业。这要求一个地区的创新政策管理不应只看重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支持，而更应注意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支持形成中小企业突破、大企业整合的产业整合模式。

　　创新偏差之三可能来自于某种自主迷思。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于是否形成一种主导统合的管理系统，从而显示出在信息收集、人力资源汇集、技术构思开发、研发过程管理、创新结果推广方面的高效管理模式，而并不只是由“我”统管、只我们中国人在做或关门造车。

　　今天的全球化趋势势必使大而全、小而全式的创新走到更落后的道路上去。我们现在的许多企业与机构，管理模式陈旧，而打着自主创新的旗号要钱要物，其实是本质上不可能改变其市场地位与产出功能。实际上，从现实的道路来说，即使以模仿为主的创新，因有较大的本土市场支持，如有较好的适应性创新管理，不断根据市场与社会反馈加以修正，也可以不断累积市场突破与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这需要在反馈与回应的管理机制上更为灵敏。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衡量创新的价值需要考虑是否可能实现广泛的或优化的采购与方案选择、是否可能实现跨文化和跨部门的资源有效管理、是否可以使创新成果为更多更大的厂家包括世界其他市场上的关联系统兼容。关门不能真正创新，创出来的新也因匹配对象少而更落后。

　　创新偏差之四是把创新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市场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保守与创新的平衡，每一个时代总是有所保守有所创新。保守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工作展开机制，使特定的任务得以完成；而创新又使这一机制能适时调整，而因应人们生活形态的前移和变化。实际上，不断变化本身将会使下面无所适从，下面无序的持续探索也将使在上者因应失措。因此，鼓励创新的生活与思考习惯是一方面，而在重大创新方面，有目标、有规划、有条件、有系统的创新管理才可以使各方了解状况、准备充分、聚焦有道、推进有序，较之群众性与运动化的创新游戏更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创新是对未知的探索，是对不确定性的发掘，创新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新并不必然等于好，创新也并不必然等同于价值，我们需要扩大创新的正面价值，也需要控制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与偏差。

　　作者：专业咨询专家 袁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