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以政府手段调配资源，能不能为市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正在做出尝试。区内新近开业试诊的上地医院，由区财政全额拨款，并以多种方式全面降低医疗成本与服务收费，被媒体誉为京城第一家“平民医院”。在媒体的报道中，试诊当天第一位
患者只花了五块钱。而此前他看同样的病，需要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远处的大医院，总花费五六十元。这显然象征了上地医院的服务宗旨：第一要方便，第二要便宜。
这项尝试，显示了海淀区政府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的巨大努力。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向上，非常值得肯定。我们都知道，无论从哪种角度评价医疗卫生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社会上有大比例的人群不能获得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客观事实。在这当中，既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这两种失灵长期纠缠，几成死结，以致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错位：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立医院竟以营利为目标；而在相当无序的医疗市场上，却陆续出现这样的私营医院，凭一片爱心，不惜以亏本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乃至免费的医疗服务。
海淀区政府的努力以及上地医院的模式，是扭转这种错位的正确复位。取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应当用之于民。就医疗卫生领域来说，提供普遍、均衡、稳定的医疗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发展医疗领域中的高科技，提供高档次的医疗服务，也是社会的需要，因而也应该是政府的关注。但是，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公共服务首先面向大众，这却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义。不仅如此，它还要为最脆弱、最易受伤害者提供“托底”式的安全平台，这应该看做是全体公民以政府服务的渠道表达社会良心。
为全体公众提供医疗福利与保障，这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国情包含有很多特殊的复杂因素，医疗体制也经历种种周折反复，因此需要时间理顺和发展，也需要鼓励和容纳多种尝试。在上地医院的改革尝试中，从财政支持到人员激励，从药品的小剂量到用品的简易化，从各种拆零服务到计划中的各种优免措施，体现了许多面向大众的周到考虑。这些考虑特别可贵，是因为它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就是全力降低成本，降低收费。如果上地医院的实践能够形成降低成本的稳定制度，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它不仅是公众与患者的福音，它也是政府财政的福音。这方面的任何创新都可能是脆弱的，因而特别需要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关注。
要做到收费相对低廉而同时服务质量有保证，这从来是公立医院的两难。收费低廉要求医护人员的服务与营利性指标脱钩，而优质服务则要求对医护人员有合理的评估指标和激励措施。从原则上讲，充足的财政资源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财政资源既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水平，也取决于决策者的观念。但愿海淀区的改革尝试能够证明，至少在大中城市里，无论就财政规模还是决策观念，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为大众性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多资源。在此前提下，强化医护人员的管理与激励制度，应该是在不长的时期中可以达到的目标。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农村和城镇社区中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是非常薄弱的。但是另一方面，种种类型的“民间医生”却仍然是存在的。许多人的经验表明，基于乡亲关系或熟人关系的某种简易性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事实上填补了很多正式医疗机构的不足。这种看似“不正规”
的医疗服务，反倒不存在滥收费、向钱看的弊病，反倒在小病小灾的救治方面提供低廉的、可赊欠的、甚至是免费的服务。在平民医疗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看待社会力量，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其中的积极力量呢？
作者：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